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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志职教情牵桑梓
——访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常务副会长毕结礼
作者:下转3版

毕结礼(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个人简历
  毕结礼,1954年12月生于平原县,中共党员。
  1980年进入国家劳动总局(后更名为劳动部、劳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先后在工资司、办公厅、职业技能开发司、教育培训中心、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等部门任职。
  现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 (正厅级),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培训》杂志社主编,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教育部中国职业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和平里东街,南接北二环,北达北三环,是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寸土寸金之地,但并不像国贸、建国门等地那般高楼耸立、商业繁华。相反,这里草木茂盛、环境清幽,雍和宫、地坛公园等更是将其装点得颇有人文气息。
  几家中央机关坐落于此,其中包括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便是我们的目的地了。由东门进入人社部后,记者看到一座办公楼下有人在等候,他身材瘦削但结实硬朗,一头白发却富于活力,打眼一看——没错,他就是此行的采访对象,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常务副会长、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毕结礼。
  毕结礼用家乡话和我们寒暄着进入他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面积不大甚至稍显局促,茶几、柜子和地面上都摞满了书,办公桌上有厚厚一沓材料,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 “这阵子正忙着修订新版 《企业班组长培训教程》呢。”毕结礼说。
  采访,就在这里进行。

爱啃书、勤思考的少年


  1954年12月,毕结礼出生于平原县炉坊公社野庄村。毕结礼告诉记者,他极少去回忆儿时,因为那是一段与苦难为伴的日子。
  在毕结礼还未满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他都记不得她的模样——这是他最大的遗憾。父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用结实的臂膀与勤奋的双脚养活着4个儿女,然而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他有心乏力。
  1961年,家中排行老幺的毕结礼在三叔的带领下,去往吉林“投奔”二叔——二叔早些年闯关东,当时在东北的农场讨生计,守着 “粮仓”有饭吃是那时人们普遍接受的真理。
  毕结礼没有过多地描述彼时的生活到底有多艰苦,但他坚定地告诉记者,通过读书改变家庭及个人命运的愿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分外强烈。
  在某种程度上说,毕结礼是有一些运气的。他至今仍不明白,身为农民的父亲为何会识很多字,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弄来的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很多书,总之他的童年苦涩味道里一直有书香来中和。
  从东北待了3年后,毕结礼回到家乡,开始了学生生涯。他的小学、中学阶段都没离开过炉坊公社,但却遇到了一批 “大神”级的老师,毕结礼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来自山东大学数学系的尹俊杰、平原师范毕业的李红魁、还有考上山东大学物理系的王丙春——这些既有能力又负责任的优秀老师,因 “出身”等问题在文革期间被 “下放”至农村中小学。这些老师的学识、品格对毕结礼的影响很大,同时老师们也非常喜欢这名爱啃书、勤思考、闲不住的学生。“文革”期间,教学秩序很难正常,学生们多数时间都要放下书本去劳动,而老师们不愿意耽误这些 “好苗子”,总会为他们 “打掩护”,让他们有更充足的时间来读书学习。而以毕结礼为代表的 “好苗子”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总会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
  毕结礼高中毕业时, “文革”仍在继续,高考制度荒废。于是他选择在本村小学当老师。 “那时候师资稀缺,在农村小学更是如此,所以每位老师都是全科的,什么科目都能教。”毕结礼说,虽然只是教小学生,但那段经历对自身知识结构的梳理还是很有帮助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同年,毕结礼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当时我是故意选了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俗话说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嘛。”毕结礼说,在大学里,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他体会到自己需要继续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他更加拼命地读书学习。

  专注职教职培20余年硕果丰


  大学的时光是美好而短暂的。1980年,毕结礼大学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至国家劳动总局 (后更名为劳动部、劳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此后的30多年,他从未离开过这里。
  毕结礼的第一站是工资司,参与工资分配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他用 “补课”一词形容这段工作经历。 “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做经济方面的工作是不对口的,但既然分配到这个岗位上就得努力做好。”因此,毕结礼一边学习经济学知识及政策,一边勤恳工作,工作成效深得领导认可。 5年后,他被调往劳动人事部办公厅担任领导秘书。
  1990年,他来到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随即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时代。
  毕结礼说,几十年的工作,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企业培训师制度建设。新千年前后,中国正迎来一个关键时期, “入世”的号角正在吹响,中国的对外开放即将进入新阶段,国内很多企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如此环境下,如何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及上百次的深入企业调研,毕结礼提出建立企业培训师制度。
  对于这一新名词,毕结礼给出的解释是——能够结合经济、技术发展和就业要求,研究开发针对新职业的培训项目,以及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掌握并运用现代培训理念和手段,策划、开发培训项目,制定、实施培训计划,并从事培训咨询和教学活动的人员。 “新时期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层面的竞争。企业培训师这一职业的出现,可以有针对性地、专业性地解决企业员工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技能缺乏等问题,使员工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新要求。”毕结礼说。
  对于企业培训师,他有三句论述至今在国际企业培训界都颇有影响:其一,企业培训师是企业第一工程师;其二,企业培训是企业生产的第一工序;其三,企业培训中心是企业的第一生产车间。
  在他的主持下,企业培训师制度得以建立,同时,他主编了企业培训师系列教材。 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向社会颁布新职业企业培训师的职业资格标准,现今国家职业资格助理企业培训师 (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企业培训师 (二级)、国家职业资格高级企业培训师 (一级)已列入国家统考项目。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无数企业的发展装上了助推器,甚至改变了许多企业的命运,这其中饱含毕结礼的汗水。
  2007年,毕结礼提出了 “中国现代企业班组建设”理念,这同样源于他长期深入企业的调研。
(下转3版)
□本报记者张晓航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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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版:德行天下天南地北德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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