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运河两岸，曾先后出土了两通丹阳公祠碑。一通是1973年在武城老县城运河河务局门口发现的《丹阳公祠堂记》石碑；另一通是2009年在故城县子游庙村出土的《重修丹阳公祠堂记》石碑。两通石碑出土地相距约5公里。
　　丹阳公即孔子的著名弟子子游。子游（公元前506-？ ）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称“言游”，春秋末吴国人。子游比孔子小45岁，是孔子七十二贤人和“孔门十哲”之一。曾为武城宰，提倡礼乐教化，井有弦歌之声。转述了孔子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的论点。《礼记·礼运篇》所述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系子游所记。孔子曾称赞他:“吾门有偃，吾道其南。 ”

两通丹阳公祠碑

　　《丹阳公祠堂记》碑高2米，宽0.97米，厚0.27米，顶部为半圆形，楷书阴刻，由元代大学士王鄂题撰，记载了子游出任武城宰时，以诗书礼乐琴弦之声教化民众之事。碑文写道：武城为邑，民不满千家，地不过百里，无山林保障之美，金玉珍怪之富。然与名州巨邑并称而不泯者，特以我丹阳公子游尝为之宰故而。旧县治有庙，居弦歌台之巅，朱衣大冠，像设甚饰。素乏碑志，以谨其始末，或有而废于兵燹。岁月滋久，田夫里妪无所取证，往往舛为不经之祠。有识者率用为慎，然未有以厘正。
　　《重修丹阳公祠堂记》碑高1.80米，宽0.70米，厚0.20米，上部雕刻二龙，二龙中间有一块长0.3米，宽0.2米的平面，刻有“重修丹阳公祠堂记”八个篆字阳文，碑文为阴刻楷书，落款为大吴兼修史周洪谟撰，大明成化元年乙酉冬十有二月既立。周洪谟对子游执政推崇儒学文化，发展与传播孔子学说，用弦歌之声教化民众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碑文写道：昔者吴公言子游为勾吴人，而悦吾夫子之道，北学于中国，卒能以文学擅科而得夫圣人之一体，至其宰武城也……自公之没余一千年，而蕞尔武城奉祀不怠，岂非道之在人心者不泯！偕县僚李缙、刘智、典史段铸捐俸以新其屋宇，饰其像位，每月朔望率父老诸生结拜祠下，春秋致享益严无懈，可谓景慕效法而见诸力行者矣。
　　《丹阳公祠堂记》和《重修丹阳公祠堂记》碑文中都转述了《论语·阳货》中“礼乐为教”的论点。 《论语·阳货》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游宰武城，夫子入其境，闻弦歌之声，喜而戏之，杀鸡何必用牛刀（治理区区小邑，何必用礼乐大道）？子游回答：以前先生曾教导，君子学习礼乐就懂得宽容和仁慈，对人就更友善；一般人学习礼乐就能明辨是非，就能够更好地做事。孔子说：弟子们，偃说的极是，前言玩笑而已。

礼乐化民兴武城

　　子游尊崇儒学，倡办教育，推引学道爱人之语，以诗书礼乐熏陶其民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自唐代开始,子游获得了多个朝代的敕封。唐开元八年（720）子游被列为十哲进入孔庙，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为吴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被加封为丹阳公，南宋咸淳二年（1266），称为吴公。元大德年间被封吴国公，明嘉靖年间封为先贤言子，清代承袭明代封号。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批准在言偃后裔中设五经博士一员，世代承袭，用以奉祀先贤。
　　因武城县既有运河之便利，又“地以先贤重”，所以四面八方的人“迢迢驱马来”，明代大学士李东阳“侧耳听弦歌”，井陉主簿陈邦政“崇礼卫水涯”，清夏津县令刘信烈“俯仰不胜情”，南来北往的官员文人无不称赞武城县 “冠盖崇遗学”。
　　武城不但出现了贤达汇聚，商贾云集，樯帆如林的繁荣景象，更留下了众多瞻仰吴公祠、寻访弦歌台的历史篇章。元代翰林学士张起岩在 《重修弦歌书院记》中记载，“丹阳公祠（即子游祠）旧在武城县城西十里，故县中，岁久摧坏……，乃择地县治异隅创新祠，设像其中即祠所构书院。以（元代）泰定乙丑春（1325）兴役，迄明年（1326）夏告成。……夫以周之季世，列国争雄，功私是尚，以吴人乃能独悦周公之道，北学中国，身通受业为孔门高弟。 ”明代大学士李贤《重修武城儒学记》写道：“昔者言偃为武城宰，以礼乐为教而民皆化之，兴起弦歌之声，……吾君果能体言偃之道以教民，而民之所感化者必不异於言偃之时，所化之民，是能继言偃芳躅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尽管历史湮灭了子游祠，风雨侵蚀了弦歌台，但两通丹阳公祠碑的出土，足以说明在武城县卫运河两岸具有尊崇儒学的悠久传统，具有崇德尚义的历史渊源。□姜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