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也是毛主席关于宗教问题批示50周年。1963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写给党中央的一个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唯独没有宗教研究所。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以看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按照毛主席的批示，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50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宗教研究，才能正确地对宗教进行分析研究，并指出宗教唯心主义的本质。坚持无神论的观点，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出发，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任继愈先生正是在实践中自觉接受和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研究的指导，从而确立了他作为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宗教研究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任继愈关于汉唐佛教思想研究、关于中国佛教史研究、关于中国道教及道教史研究、关于儒教就是中国宗教等研究成果，无不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尤其是关于“儒教就是中国的宗教”的提出和研究，填补和发展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空白，哺育和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关于宗教研究的高级人才。
书香门第的熏陶，培养了任继愈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的浓厚兴趣
任继愈1916年出生在平原县北任村的一个书香门第。明永乐二年，任继愈的一世祖任财富从平度移民来到平原县。传至第五代任天锡时，任氏家族进入了一个强盛时期。
任天锡，字廷玙，号一峰，连续三次参加乡试并未考中举人。任天锡把希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他希望子孙们成为读书人，不惜重金请了名师在家中开班教育子孙。子孙中考中举人、进士的多人，当过官或有官职列入缙绅的达到120多人。到任继愈已是任氏家族的第二十一代。家庭的影响使童年的任继愈养成了善思好学、刨根问底的思维习惯。
有一天，任继愈的爷爷将一个装过煤的竹篮子递到幼年任继愈手里，让他到附近河里打一篮水来。任继愈照做了，等他回到家时，竹篮里一点水也没有了。爷爷笑道：“你再跑快一点。 ”任继愈回到河边，尽管回来时跑得很快，水还是很快漏光了。他对爷爷说：“用竹篮子打水是没有用的。 ”爷爷让他仔细看看手中的篮子，任继愈发现，原来沾在篮子上的煤炭没有了，篮子干净了许多。爷爷告诉他：“这和你读的古典书籍一样，你可能只记住了只言片语，其中的意思或许你一点也不懂得。可是，在你阅读的时候，那些文字以及你朗诵时的气氛会影响你，会净化你的心灵。 ”
任继愈曾说过：“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怀疑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从怀疑出发，无穷地探寻未知的大千世界，这种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这样的家教氛围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充分的调动。
而任继愈的父母又有自己的教育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家庭民主，为孩子读书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他们买各种书、送他们到最好的学校去接受教育，至于考多少分从未过问，全凭自觉。报考什么学校、从事什么职业一律不管，全由自己拿主意。所以任继愈三兄弟个个学习出类拔萃，而且从小就善于独立思考，长大成人后每临大事特别有主见。任继愈先生是国人共知的一代宗师，他的弟弟任继亮也是西南联大毕业，后在中国经贸大学任教授，小弟任继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草业科学的奠基人。这种充分自主发展的家庭环境和无时不在富含哲理的启发诱导，造就了任继愈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基本素质。
1928年任继愈考入了平原县立初级中学，这时他读了大量家里的藏书，像《二十四史》《四书》《五经》，还有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四部丛刊》《东方杂志》等。 1931年7月，任继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在这里，他有机会读到张绚、胡适、梁启超、唐兰、冯友兰等人的书，使任继愈对哲学和宗教的兴趣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1934年，任继愈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这个专业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职业，但任继愈对这个专业痴心如迷。从此他开始了哲学、宗教学学习研究的艰辛而又漫长的学术历程。
任士凭对任氏家族的影响溶入到代代相传的血脉里
平原任氏家族遵循 “耕者耕，读者读，各尽其能”的祖训，传至第七代出了个任士凭。任士凭，字可依，号思亭，生于明嘉靖五年（1522）。在任士凭2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两件大事载于史书，而且这两件事都与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有关。
一是打击“恃宠骄恣”的道教正一道。自汉代起，正一道就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到明代朱元璋登基后，张正常被授予“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道大真人”之封号，给予银印，视二品。张正常去世后，连续七代后人都被封为正一嗣教大真人，爵位视二品。第四十六代正一道张元吉、第四十九代张永绪，恃宠骄恣，误作非为，这让时任顺天府尹的任士凭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毅然上书朝廷，请求对他们 “削黜治罪”。但朝廷并没有采纳任士凭的意见，反而调整了他的职务，由顺天府尹改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又改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江西。在明朝，南京为留都，六部齐全，但与北京六部的实权比起来差远了。南京六部的官员多是在朝中意见与朝廷不一致或者快到退休年龄的官员充任。
但任士凭并没有就此罢休。任士凭任江西巡抚任时，仍上书极力建言削去张真人的封号，对犯罪的削黜治罪。穆宗采纳了任士凭的意见，革去了张永绪大真人的封号。对那些横行乡里，抢夺民女、诈人财物的犯罪道人逮捕入狱充军发配，沉重地打击了正一道教的嚣张气焰。
任士凭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复查明武宗时赣南提督王守仁平叛一案。王守仁，自号阳明，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大儒。王阳明28岁考上二甲进士，后来提督赣南军务。
正德十八年 （1519）6月15日，王阳明行至江西丰城，听到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他立即转道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调集军民兵快，约会该府乡官王懋中等，于7月26日平乱结束。因为朝中宦官谗言对王阳明的功劳未能论功行赏，只给“新建伯”封号和南京兵部尚书的虚衔。明隆庆元年（1567）3月，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等上书皇帝，请求复查王阳明封爵一事。
吏部尚书杨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抚任士凭，会同巡按御史苏朝宗复查征藩实迹。任士凭接到吏部文书后，亲自对事件及牵涉人员认真调查，于隆庆元年十月以《江西奏复封爵咨》送达吏部。在这篇调查报告中，任士凭详尽地叙述了王阳明平息朱宸濠叛乱的经过，认为王阳明的平叛之功堪比开国元勋刘伯温。明穆宗批准了任士凭的报告，诏赠王阳明“新建侯”，谥“文成”，给铁券，子孙承袭。这桩被认为是明朝二十四大悬案之一的案子终于尘埃落定。
任士凭作为任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代，成为任氏家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到清乾隆年间任氏家族入仕的120多位后代中，都以任士凭为榜样，以社会为重，以民族为重，以道义为重，在民间留有很好的口碑。
任士凭办的这两件大事，一个涉及宗教问题，一个涉及宋明理学即哲学问题。任继愈不可能从祖先任士凭那里得到多少宗教和哲学的教益，但家族史上曾有过这些事，族谱和县志都有记载，这不可能不引起任继愈的关注。他要对先祖的功过做出恰当的评估，就必须对当时的宗教和宋明理学以及王阳明的思想有清晰的了解，这自然就成了他关注哲学与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小出生成长在官宦世家的封建大家庭里，也给任继愈提供了研究宗教的活教材。他开创儒教是宗教的学说，在自己的家族中便可寻到大量理论依据。任继愈作为任氏家族第二十一代，与七世祖任士凭相隔300多年，但在他的哲学与宗教学研究方面却有家族遗风。
在他选择报考北大哲学系下决心研究哲学的时候，虽然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危险，他依然义无返顾，并且他把哲学研究方向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
同时，任继愈在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从不信宗教，他说，如果研究宗教的人信宗教，本身就比人家矮了半截，怎么去搞研究呢！在学术研究中，他坚持只说弄明白了的话，从不说违心的话，他从不随声附和、趋炎附势。正如他的导师熊十力先生对他的评价那样，“有古人风”。他这种“古人风”恰恰正是他的先祖任士凭身上所具有的那种高风亮节。
（未完待续）
□齐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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