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8月15日起，一场针对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专项清理行动在我市展开， 29家中介机构、48家社会团体被列入了整改名单——
　　■坊间将此类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形象地描述为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更深层次地消除中介机构、社会团体与个别部门的 “猫腻儿”，关键在于严格约束行政权力，推进中介机构产权改革，加强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把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
　　自去年8月15日起，一场清理风暴扫过市区212家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
　　风暴之下，我市29家中介机构、 48家社会团体被列入了整改名单。
　　截至目前，市纪检委已经对37名未经组织部门备案在社会团体兼职的领导干部下发监察建议书，责令限期退出； 15个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与主管部门彻底脱钩，查处违规资金3956万元，取缔了3个不合理收费项目。
　　如今，围绕强化中介和社团自律、制度管理以及形成长效管理机制，相关部门也已经酝酿专门办法。
　　专项清理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初步建立起了中介服务竞争机制，在优化我市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推进廉政效能管理工程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政府”

　　一直以来，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凭借直接与政府和企业打交道的便利，很容易成为个别部门权力寻租的隐秘通道。
　　许多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与个别部门总是有着 “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联，有些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就是个别部门的领导干部；有些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与个别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部门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机构进行不合理的服务收费，然后与中介机构搞 “利益分成”。
　　坊间将此类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形象地描述为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然而事实上，一些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存在，并非不合理，其恰恰是政府职能转化和权力下放的产物。
　　近年来，我市中介结构和社会团体发展迅速，这些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活跃于会计审计、评估监理、法律服务、房地产中介、技术咨询等数十个领域，在企业、政府和市场之间，行使着服务、沟通、公正和监督职能，是市场经济运转中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本该为企业和社会个体提供完善、周到的服务，以降低服务成本。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许多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却成了公权力的残留之所，它们披着第三方的外衣，行使着 “准政府”、“二政府”的权力，成了戴着“红顶子”的商业机构。

暗箱操作

　　经过相关部门联合检查，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违规操作的脉络浮出水面。从结果来看，中介机构、社会团体与个别部门之间 “暗箱操作”的手法堪称五花八门。
　　与主管部门保持暧昧关系，是常见的操作手法之一。
　　有些中介机构、社会团体与个别部门不脱钩，或者明脱暗不脱，有些中介机构的出资人就是行政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也有一些中介机构的出资人和法人代表虽在形式上与政府部门不相关，但是背后 “操盘者”却是行政部门或其工作人员。这是典型的打着政府的旗号，建设的却是部门或者领导干部的 “小金库”。
　　还有一种操作手法就是个别部门借着公权力的 “鞭子”，搞起了 “体外经济循环”。由于一些部门掌握着行政审批前期资格选拔权、审计、鉴定、评估、参评选拔、注册或公证等职权，便与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做起了 “地下交易”。
　　有些中介机构或者社会团体依托行政职能，在年检或者其他审批事项中，搭车收费；有的直接将本属于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化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个别部门挥舞着权力大棒，指挥企业或个人到指定或变相指定的中介机构接受有偿服务，为个别公司垄断市场撑腰助威，然后，再与中介机构进行暗箱分成。
　　分成方式更是花样百出：中介结构和社会团体要么以服务费、会费、协作费、咨询费的名义 “分红”，要么以高房租、超额水电费等享受向主管部门 “进贡”，要么以高息集资、投资分红的形式与主管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更有甚者，直接将资金划转至主管部门或者所属事业单位。
　　个别部门把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当作单位 “捞外快”的自留地，把自身应当承担的费用转由其管理的中介机构承担或者在中介机构报销费用；有些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介机构领取加班费、补贴、福利等等。

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整个清理行动长达近半年之久，清理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为近年来所未有。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对违规的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启动整改。对未经组织部门备案在社会团体兼职的37名干部下发监察建议书，责令限期退出；15家中介机构、社会团体与主管部门彻底脱钩；对违规资金依据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取缔不合理收费项目3个。
　　此外，围绕强化中介和社团自律、加强制度管理以及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相关部门也已经酝酿专门管理办法。
　　据市监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管理办法将着力于促进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尽快建立自律机制，比如，加强中介和社团的诚信体系建设、完善中介和社团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市场信用评价等等。另一方面，管理办法将重点完善现行的监管制度以及建立监管的长效机制，比如，强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严格准入条件，完善备案管理以及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力度等等。
　　有专家认为，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之所以能与部门结成灰色联盟，原因在于中介机构自诞生之初，就对政府部门有较强的依附性。一些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人事任免和资金来源还被主管部门控制，甚至有些公共部门还掌握着中介机构业务的指定权。
　　因此，更深层次地消除中介机构、社会团体与个别部门的 “猫腻”，关键在于严格约束行政权力，推进中介机构产权改革，加强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把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割断行政部门和中介机构利益输送的脐带，让中介机构真正 “下海游泳”，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
　　□本报记者 任立松 见习记者 尹晓燕 本报通讯员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