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弼为本郡吕文学之妻魏孺人所纂墓志。

■他写了 《朝议大夫通政使司右参议莪山孙公遗事》一文，赞颂孙勷的公正严明。

■他与高凤翰叔侄相称，认真编辑删选 《南阜诗集》，并为其提句。

■他任泺源书院院长一职，在乾隆二十四年山东乡试揭榜时， “书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
　　清代中期太史公宋弼，是明代刑部右侍郎德州乡贤宋性的第六代孙，诗文名冠一时，曾长期担任翰林院编修，负责《续文献通考》的资料采集和文字加工。直到乾隆三十一年 （1766），已是64岁的他才走出宫廷担任甘肃按察使，虽然政绩突出，但时间不长却死于觐见途中。关于他的事迹，目前除墓志铭外，不见有其他系统的材料。

奋笔美化舅父功绩

　　宋弼的祖父宋兆李和父亲宋来会都是拔贡。他的母亲李氏，是江苏长州（今江苏吴县）随儿子迁来德州的李文科的女儿，与康熙朝通政使司右参议孙勷是同怀姊妹。
　　孙勷，本名李勷，后来姓孙，是因为被德州卸任知县孙继发现并收为嗣孙。当孙继路过李勷所在的私塾时，发现该童颖敏好学，读书过目不忘，是块可雕塑成大器的材料。为了让李勷得到好的教育，孙继决定将李勷带回文化发达的德州，做其长子孙云锦的儿子，以便进入德州州学享受好的教育资源，也可随时聆听自己的教诲。由于嗣祖父的精心培养和德州浓厚学习氛围的熏染， 24岁的孙勷即夺得康熙二十年 （1681）山东乡试的第一名，即中得解元； 29岁考中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后 授 散 馆 检 讨 ； 康 熙 三 十 一 年（1692）， 37岁的他曾担任福建乡试正考官； 53岁出任贵州学政；康熙五十二年 （1713）， 57岁的孙勷升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翌年升翰林院侍讲，改授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康熙五十八年 （1719）升任大理寺少 卿 ， 居 正 四 品 官 阶 。 雍 正 元 年（1723），已是67岁的他蒙皇上召见，补授通政使司右参议。雍正四年 （1726），年满 70以老告退。孙勷诗文皆精，尤其文章出众，被蒲松龄称为 “海内宗匠” 。他性情豁达，生前曾自作墓志铭，对自己的工作经历、家世、后代的婚姻状况做了说明。
　　作为其外甥的宋弼，看了孙勷自撰墓志铭 《莪山自叙笔记》后，觉得舅舅只是将为官的经历和家世写了一遍，但对于为官的政绩和高尚的人品却避而不谈，这样下去，人们就不容易了解舅父的真实面目。所以，已是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编修的宋弼就于乾隆十四年（1749）写下了 《朝议大夫通政使司右参议莪山孙公遗事》一文，对舅舅不便书写的内容进行了阐述。他称赞孙勷为官时不趋炎附势，不搞拉帮结伙，忠心报效朝廷。孙勷在官长达42年，不攀附权贵，不傲视贫贱，积极培养和激励后生，礼遇贤士，博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肯定。
　　雍正元年 （1723）以后，权臣隆科多与年羹尧曾先后向孙勷抛出橄榄枝。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隆科多，是圣祖孝懿仁皇后之弟，雍正皇帝的舅父，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曾差人传话， “苟入我们，则巡抚可得也”，但孙勷并没有为此心动。征西大将军年羹尧授意其幕宾唐赤子、张太基两人，多次写信邀请孙勷过府访问，他也不加理会。一次，年羹尧在回京途中接受文武百官迎接时，单独接见了孙勷，一番谈话给年羹尧留下了深刻印象。临别，年羹尧嘱咐孙勷要另找时间详叙。孙勷回京路过年羹尧府第时，守门人力邀孙勷进门少坐，孙勷还是以有急事为由迅速离去。
　　在奖掖后进方面，宋弼文中写道：孙勷在督学贵州期间，经常到各府巡视，改革过去的陈规陋习，使黔地迅速形成好的学风。特别是他在此选拔了一批优秀学子，集中于黔阳书院，亲自授课，为贫穷落后的贵州省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同时，他还对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如陈法、包祚永、注定元、李运升、王瓒、陈仁圻、朱绣等人都曾得到过资助，顺利完成学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正是他在贵州的所作所为，被贵州巡抚刘荫枢感动并密报朝廷，不久升任通政司参议。
　　在主持正义方面，宋弼记载了舅父孙勷的这样一个事例。曾有一名叫张江的进士，有人嫉妒他的才能，阻挠其进翰林院。孙勷在朝堂上为张江大声呼吁，“百川 （张江字）进不了翰林院，还有什么公道可言？”有人也劝告他不要因为别人的事而得罪人，但他却回答说： “我出身乡野，蒙圣上恩宠，赐我名誉地位，我所以不避嫌疑，直言不讳，正所以报圣上对我的厚恩。
　　宋弼还着重记述了舅舅孙勷因过继原因精心处理双重家庭关系的事迹。孙勷面临两个家庭关系的处理与协调，在家务问题的处理上要比常人付出数倍的努力。
　　他的生父母和哥哥，在他随嗣祖父北迁时一块来到德州落户，弟弟则由长州的外祖父抚养。他的嗣父母生有11个男孩和4个女孩。这么大的两个家庭，两种身份的爹妈都在一个村子里住着，要使大家和睦幸福，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 “事所生及嗣父母，爱敬曲至，终身如一”。在处理这些微妙关系中，用自己的诚挚和孝心，赢得了双重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认可。
　　宋弼 《朝议大夫通政使司右参议莪山孙公遗事》一文，不仅使孙勷的人物形象丰满了起来，也为后人了解乡贤孙勷提供了完整的的第一手资料。

诗断滕州 “白花官司”

　　枣庄市所辖的滕州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而且风景优美，交通方便，自古就是游览盛地。
　　明代天启三年 （1623年）三月的一天，著名文学家、画家、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在书童的陪伴下骑着毛驴来到风景如画的滕县采风。李流芳看到从官桥至滕县城的古驿道旁，雪白的杜梨花、粉红的桃花漫山遍野，随着阵阵春风沁人肺腑。李流芳顿觉心旷神怡，犹如进入仙境梦中，不由诗兴大发，情不自禁地吟诵出著名的 《滕县道中》一诗： “山欲开云柳乍风，杜梨花白小桃红。三年三月官桥路，策蹇经过似梦中”。李流芳被滕县的美丽景色所陶醉。为了进一步欣赏藤县的美景，他临时决定在藤县住下。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先后游览了池莲四面、谷翠双峰、龙岭晴云、微湖夜月、趵突喷玉、塔影高标、真人仙柏、文公古台等蕃阳八景和山水古迹，又写了不少赞美滕县风景的诗篇，其中 “谷城山晓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一句最为传神，成为千古绝唱，深受人们的赞赏。也就是这句 “藤县花开白似银”一句，成为日后文人们争论的焦点。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最有影响的“神韵说”大诗人，官至刑部尚书的诗坛盟主王渔洋，曾几次途经滕县。他在欣赏了滕县的青山绿水之后，却没见到过一朵白花，不禁怀疑起李流芳的滕县“花开白似银”和 “杜梨花白小桃红”等诗句描写有误。为此，他也以 《滕县道中》为题，赋诗予以更正： “薛北滕南几问津，远山如画黛眉新。惟余一事堪惆怅，不见花开白似银”。
　　几十年过后，翰林院掌院学士钱塘人梁诗正，陪同乾隆皇帝下江南也经过滕县。梁诗正是雍正八年 （1730）的探花，很有文才，官至东阁大学士，深受乾隆皇帝的信任，常伴驾出巡各地。他们君臣一行途经东阿县来到滕县时，适逢春雨连绵，无景可观。梁诗正漫步滕阳驿道，登上龙泉塔，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迷蒙的雨雾， “山晓青如黛”与“花开白似银”的美景什么都没看到，他对李流芳、王渔洋的诗句产生了怀疑，挥笔写诗： “东阿南望尽模糊，如黛山色黯欲无。我比渔洋更惆怅，风蓑雨笠谷城图”。梁诗不仅否定了 “谷城三色和滕县花景”，还把 “谷城”当作“东阿县谷城”，使这桩文坛疑案更加复杂化了。
　　又是几年过后，梁诗正的孙子梁覆绳也来到滕县。他为了核实前人的描述，特地到现场观察。他目睹了如黛的山色和似银的白花，才相信李流芳的诗不是信口乱吟，而是实地观察后有感而作；认为王渔洋与梁诗正到滕县来的季节不对，所以没有看到白花似银的景色，才写下了带有批评意味的诗篇。为了结束这场文坛之争，他赋诗一首 《过谷坡》： “惆怅渔洋句漫猜，看江谷下独徘徊。松园自是诗中画，滕县花偏为我开”。
　　时隔不久，作为泺源书院山长的德州人宋弼路过滕县，饱览了滕县的名胜风景之后，也对前人描写滕县的诗文进行评论，以 《过滕县》为题抒发了情感。诗曰： “滕县花开白似银，长蘅佳句最清新。王郎曾此添惆怅，况是寒天过小春”。诗中的长蘅是李流芳的字，王郎戏指王渔洋。从明代的李流芳到清代的宋弼，时约200余年， 5个名人反复争辩，最后才弄清滕县确如李流芳诗中所描写的 “谷城山晓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那样美丽可爱。

编辑删选 《南阜诗集》

　　《南阜诗集》全称 《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是乾隆时期胶州名人高凤翰的留世诗作。高凤翰是清中期著名的书画印三绝的艺术家，也是较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有人把他与 “扬州八怪”并列，也有人说他就是 “扬州八怪”之一。他一生留下了大量以德州人和德州景点为题材的诗文和书画作品。但他的诗集 《南阜山人诗集类编》，又是由时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编修的德州人宋弼编辑选定的。
　　高凤翰生于青岛胶州南三里河村的书香门第。其父高曰恭为康熙十四年（1675）举人，叔父高曰聪为康熙十二年（1747）进士。他自幼受家庭熏陶，博览群书，工诗文，擅书画，精篆刻，善制砚。 19岁为秀才。雍正五年 （1727），胶州知州黄之瑞举荐高凤翰为孝廉方正，朝廷派其试任安徽歙县县丞，后代理歙县知县。他先后 “受贿五千金”、涉嫌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结党而受牵连，但案情最终都得到昭雪。乾隆二年 （1737）五月二十五日，因右臂患痹病，改号尚左生、丁巳残人，遂隐退扬州，寄居僧舍，改以左手赋诗作画为生，乾隆十四年 （1749）病逝于故里。高凤翰一生作诗 3000余首，《山东通志》说其诗： “不甚研炼，往往颓唐自放，亦不甚拘于绳尺，然天分绝高，兴之所至，时有清词丽句”。高凤翰自选诗集有 《击林》、 《湖海》、 《岫云》、《鸿雪》、 《江干》、 《归云》、 《青莲》等七卷，共收诗2366首。
　　高凤翰过世后，其孙高攀鳞为了将《南阜山人诗集》刻印成书，便将诗稿送交时在翰林院为官的德州宋弼删选。宋弼虽比高凤翰小 20岁，见面以叔侄相称，但与高凤翰交游至笃，曾于雍正四年 （1726）一起 《春泛大明湖》 、共作 《湖上竹技》诸诗。宋弼后于高攀鳞处拜祭山人遗像，泫然流涕，又题诗云： “壮心谁遣暮年尽，烈士独无行乐方……遗文更恐归零落，一奏哀歌泪数行”。
　　宋弼将 《南阜山人诗集》中的1929首删去，仅留存437首，易名为 《南阜山人诗集类稿》。他在 《刻南阜山人诗序》中说： “（高凤翰）少具异才，跌宕文酒，薄游四方，所至倾其豪隽， 40不第，举为歙县丞，以事牵连罢官，又病风痹，右体不用，垂老归家，食贫以殁。人生若此，可不谓穷乎？山人善书善画，画尤为世所宝，重贵之如古人。其诗计3000余首，合为巨编，藏之家。世人所称 道 ， 多 其 格 律 ，……”。继而，宋弼认为删选后的作品，则是高凤翰诗作中 “其善且工者”。他还称赞高凤翰的诗 “七古得苏陆之遗，自擅胜场。诸体品格，在中晚两宋之间”。
　　在 《订选南阜老人诗卷毕有感题句》中宋弼吟道： “……往日看遗像，戚然伤我心。宁知冰雪夜，如听凤鸾吟。下里歌谁和，高山志独深。若将东海水，一为滌烦襟。”最后，他恭恭敬敬地署上德州同学小侄宋弼识，权作对这位才华横溢又生不逢时的艺术家的最好祭拜。

泺源书院出色山长

　　宋弼于乾隆三年 （1738）的顺天府乡试中考中举人，乾隆十年 （1745）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未逾月，御试乾清宫，入高等，正在准备提拔任用时，以父忧去职。乾隆十四年（1749）服阕还朝，充武英殿提调，担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
　　《续文献通考》是清统治者仿效宋、明两代编纂 《文献通考》的做法，将本朝的典章制度按类汇编成书。该书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 （1787），是由汉族大学士张廷玉、嵇璜、刘墉等奉敕编撰，由纪昀等校定，又名 《清朝文献通考》，所载典章制度自清初至乾隆五十年 （1785）止，与 《皇朝通典》、 《皇朝通志》合称为《清三通》。编纂 《续文献通考》这种类书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查证记录材料，工作很艰辛也很繁琐。宋弼在这个职位上从乾隆三年 （1738）一直干到乾隆三十一年 （1766），长达 28年。期间他虽因丁父忧离职 3年，因丁母忧离职 3年，还在母亲生病时请假2年，实际工作时间有 20年之多。试想，作为一个满腹才学的人，怎能在这样一个整天抄抄写写的地方熬得下去？所以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后，宋弼以省母请假，家居数年。期间曾应邀主泺源书院。
　　宋弼在泺源书院山长的职位上，工作如鱼得水，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泺源书院为当时山东的最高学府，位于泉城西门内大街，雍正十一年 （1733）由山东巡抚岳濬改建。宋弼在省母请假期间，由山东巡抚白钟山聘请出任泺源书院山长一职。省内很多士子听说当朝太史公宋弼来担任山长，远近求学者蜂拥而至。宋弼在出仕前后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方法。钱大昕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说他： “家故贫， （出仕前）教授生徒自给。既贵，弟子著录益众，分教庶吉士，凡三科恒以师道自尊”。在泺源书院的教学中，宋弼以科考所需的文章作为重点，要求学生先正程式，即先确立文体，不去追逐华丽辞藻，所以考中举人、进士的数量猛增。乾隆二十四年 （1759），宋弼的同事钱大昕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揭榜时 “书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宋弼非常高兴，曾当场赋诗云： “伊予久伏处，冯轼观群閧。决胜卜其长，亿占每幸中”。因此， “宋弼主泺源，十有八中举”，也成为清代中期齐鲁大地的美谈之一。
　　正是泺源书院山长这一职务，使宋弼有幸完成了与卢见曾、董元度、张元、李文藻等一批山东文人志士想汇编出版山左诗抄的愿望，使编书的材料搜集工作如虎添翼。宋弼借助书院学子来自省内各地的地缘优势，在山东各地广泛搜集清初和明代山左诗人的诗作及作者简介，为其顺利完成 《国朝山左诗抄》和 《山左明诗抄》 2部鸿篇巨著奠定了材料基础，为山东历史抢救和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他有了主持了一段时间的泺源书院山长经历时，又回到翰林院编修的位上，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故而在乾隆二十八年 （1763）御试正大光明殿时，因考核不合格，竟令他以原官休致。由于刘统勋和翰林院掌院学士梁诗正的恳留，才得以继续留任。乾隆三十年（1765）迁右春坊右赞善。当年秋， 64岁的宋弼终于盼到外放，初授分巡甘肃巩秦阶道。这段时间，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做了许多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大事好事，可惜外任时年岁已高。
　　乾隆三十一年 （1766）调整饬甘肃道；三十三年 （1768）三月，擢甘肃按察使。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觐见途中死于洛阳驿站，享年66岁。
□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