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严明，绝不徇私枉法

　　明清德州籍进士出身的官吏中，绝大多数为官清正廉明，为朝廷和百姓做过许多好事，但也有极个别的官员，由于急功近利，贪赃枉法，被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晚清进士马翥，就是代表之一。

马翥草率结案，无辜者被判死刑

　　马翥，字右轩，同治九年 （1870）举人，同治十年 （1871）进士，官河南镇平县知县。当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位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盗匪严重。为此，河南的许多州、县扩大负责捕盗的胥役 （相当于今天的警察）队伍编制，但胥役人数的增加过多过快，其成员不免泥沙俱下，不少江洋大盗也混杂其间。
　　光绪五年 （1879），镇平县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 “王树汶案”。
　　南阳府镇平县的衙门里有个名叫胡体洝的胥役，是当地盗匪集团的首领。光绪五年 （1879）春的一天，胡体洝派手下盗抢了县内一位张姓巨富人家的庄园。在查清是本县胥役胡体洝为匪首后，张姓一家一纸诉状直接告到了省里的臬司衙门和抚院衙门。河南巡抚涂宗瀛当即命省里有关部门下文给镇平县严令通缉胡体洝。胡体洝见到通缉令，知道这次情况危急，便与手下密谋，决定让自家的帮厨家童王树汶冒 “胡体洝”之名顶罪。起初，王树汶不肯答应，胡体洝及其手下就对他进行毒打，又骗他说不会判他死刑，结案后很快就把他救出狱，还要给他重赏等等。年幼无知的王树汶答应了。于是， “胡体洝”就被关进了镇平县县衙大狱。
　　镇平知县马翥闻听胡体洝归案，即刻升堂问案。王树汶此前被屈打成招，公堂之上大喊冤枉。马翥以王树汶持有被盗张家的皮袄为据，认为人赃俱获，令衙役用香 “烧炙熬审”。其实，张家的皮袄是胡体洝逃跑时丢给王树汶的。王树汶当时刚满15岁，由于不堪刑逼，不再喊冤。马翥当即令 “胡体洝”画押，判为死罪，被押解南阳府。知府任恺草率提审结案，以与 “原审相同”而转解河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司麟春提审人犯，口供与卷宗并无二致，遂转呈巡抚涂宗瀛。涂审阅卷宗，也未发现瑕疵，于是署名具题上报刑部。
　　在清朝，对死刑犯实行 “秋审”制度，即各州、县死刑犯人都要解送到省里关押，由省臬司衙门和抚院衙门 “会审”后将案卷上报刑部，刑部的官员在秋天集中“会审”各省上报的死刑案件，确定 “情实无误”的案犯就报皇帝亲自 “勾决”，最后由刑部发文通知省里，文到之日即予行刑。
　　直到将被押赴刑场前，王树汶才得知死期将至，大哭道： “我是邓州小民王树汶，哪里是什么胡体洝？我是被逼来给别人顶罪的！”监刑官当即报告给涂宗瀛，涂宗瀛听后大惊，急忙下令停止行刑，让臬司衙门重新审理。只听王树汶翻来覆去地说他的父亲叫王季福，是邓州的农民。为了核实情况，涂宗瀛便下令邓州知州朱光第找到王季福并送到省城来进行验证。

　　 一波三折，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按说，只要王季福一到省城，案情马上就能出现转机。但没料到的是，此时涂宗瀛却被提升为两湖总督，离开了河南。
　　曾任南阳知府的任恺参与过王树汶案的审理，他担心此案翻过来后自己会受处分，于是写信给邓州知州朱光第，让他不要把王季福送到省城来，否则将影响他的仕途。然而，朱光第却坚持把王季福送到省城与王树汶对质。最终确认王树汶的确是王季福的儿子，而不是什么 “胡体洝”。
　　至此，案情似乎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然而，任恺深知如此下去冤案必然平反，自己将难逃其咎，于是找到继任河南巡抚的原河道总督李鹤年寻求干预。
　　恰在这时，朝廷中有河南籍的御史听说了王树汶的冤案，向皇帝上奏批评河南各级官员草菅人命，其中也牵连到李鹤年。李鹤年本来与此案没什么关系，起初只是无意袒护任恺，但他是行武出身，加上对河南籍御史的批评不满，决定推翻前任巡抚涂宗瀛的决定。李鹤年命下属曲解法律条文，说王树汶虽不是胡体洝，但也曾为盗匪站岗放哨和接运赃物，是盗案从犯，按律法规定匪盗不分首犯或从犯都要处斩，于是再次把王树汶定成盗抢案的凶犯判处死刑，并认定原来审理过此案的各级官员无罪。
　　刑部将王树汶案的实情上报，引起了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注意。她命令时任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重新审理此案，王树汶案好像又要峰回路转。
　　岂知，按当时的政界潜规则，钦差大臣复查案件一般都是让其下属官员具体审理，大臣自己并不直接参与。当时梅启照手下的官员大多是前任河道总督李鹤年的旧部，他们与李鹤年的关系较深，审理的结果自然是赞同李的意见。梅启照虽然并不同意最终结果，但因他年事已高，不久就要退休，也就不想在此时与同僚们产生冲突。如此一来，钦差大臣梅启照的复审结论是认定王树汶为盗抢案的从犯，河南按察使司的原判符合国法，准确无误。
　　这起全国瞩目的案子，经钦差大臣复审仍糊里糊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
　　当时的刑部尚书潘祖荫亲自调阅案卷，并派出与河南官场没有瓜葛的臣属明查暗访，基本掌握了案件的实情，于是，他向朝廷建议把此案调到刑部审理，并要求将冤案的始作俑者镇平县知县马翥撤职，召到京城来查办。
　　这一年，刑部负责 “秋审”工作的是郎中赵舒翘。他前后忙了几个月，终于把此案的前因后果和王树汶的冤情审理得明明白白，他把结果报告给潘祖荫，并准备向皇上汇报。不料，这时李鹤年却派属下的一个道员进京阻止此案平反，这个道员对潘祖荫花言巧语一通游说，出于自身仕途利益的考虑，潘祖荫瞬间改变了对此案的态度，准备按原判上报朝廷。闻听此事的赵舒翘当场就与潘祖荫激烈争论，最后甚至拍案说道： “我赵某一天不离开秋审的岗位，此案就一天不能随意变动！”正当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潘祖荫却忽然因为 “遭父丧”而离职了，由直隶南皮人张之万继任刑部尚书。回到老家的潘祖荫也许因良心发现，他给张之万写信自我批评说是被人所误导，王树汶案应该按赵舒翘的意见结案。至此，王树汶冤案终于走上了完全平反昭雪的正道。

　　马翥发配边疆，参与首部《德州乡土志》编写，未敢署名

　　经刑部将王树汶案的实情上报，慈禧太后亲自批示：王树汶无罪，释放回家；原镇平知县马翥发配边疆充军，李鹤年、梅启照以及河南臬司以下各级参与过审理此案的官吏或降级或撤职。这已是光绪九年 （1883）二月，距案发已整整过去了五年。荒唐的是，此案的原凶、盗匪首领胡体洝已潜逃至邻县，改名易姓，当上了捕拿盗贼、维持治安的 “总胥”，逍遥法外。
　　有人认为， “王树汶案”之所以一波三折、纷繁复杂，完全是由官员们的枉法造成的。那些参与审案的许多官员明知案情有冤，但有的收受了当事人的贿赂，有的一心考虑自己的仕途，因而都成了加害无辜的帮凶，加上当时行政、司法集于一身的体制，就使那些贪官污吏更能够为所欲为。清末民初的陕西人李岳瑞所编撰的《春冰室野乘》，记述了 “王树汶案”的大概始末，至今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尽管马翥寒窗苦读几十年，考取进士走进官场，但他缺乏应有的官德，草菅人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流放归里后，尽管马翥做了许多有利于乡里的事，但始终生活在流放的阴影和人们的指指点点当中。他参与了首部 《德州乡土志》的编写，但因遭流放一事，也没敢署上自己的名字。
□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