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中 华 民 族 复 兴 指 数 为0.6274，2011年全国家庭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中国家庭总净资产比美国高出21%……近来，各种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及指数频频见诸报端，其中一些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专家表示，现在，各种机构热衷发布指数，是因为它能带来经济效益，但一些指数在制作发布时，指标设计、取样范围、分析结论等不够严谨科学，并不能准确反映社会现实，对公众预期和政府决策产生误导。要规范一些统计数据和指数的发布，需要依靠行业自律和监管制度出台等多方措施来实现。

用数据说话是大势所趋

　　“以前我国政府决策对统计重视不够，近20年来，中国人养成了用数字说话的习惯，数据成为评判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各种各样的指数应运而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笼统的知性判断到以具体数据来说明情况，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也是大势所趋。当今除了官方的统计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乃至媒体也经常发布各种指数或调研数据，民众有机会获取过去无法得知的一些信息，对于信息源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由非官方机构发布一些专业性指数，是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也是专业机构服务社会的一种体现。”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清杰对本报记者说， “某些专业指数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非常有价值的风向标，有利于政府、企业和居民借助专业资源，优化经济决策。例如，汇丰银行发布的中国PMI指数，央视发布的央视财经50指数等。”

一些指数为何遭 “拍砖”

　　“工资和物价就像龟兔赛跑，民族复兴指数都高达62%了，我们还在为一碗粉吃或不吃而烦恼，看来我们是要超速 ‘复兴’的一群，否则会影响整个民族的 ‘复兴’大业！”针对日前某学者抛出的 “民族复兴指数”，网友在微博上展开了调侃。随着越来越多的指数和研究报告出现在公众视野，其中被舆论 “拍砖”和 “炮轰”的也不在少数。有些统计数据甚至被网民称为 “脑残数据”。
　　“有些指数设计故弄玄虚，缺乏现实意义；有些数据结果脱离社会实际，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反差较大，所以会引起巨大争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系教授谢太峰对本报记者坦言。 “比如民族复兴指数，这是很难量化的。所谓 ‘复兴’以哪个时期、哪个国家作为参照呢？这种指数对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再比如，某研究报告把农村和城市的数据平均，得出结论称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居民的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当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化比较严重，平均数不能代表现实的情况，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加剧社会矛盾。”谢太峰如是说。
　　周清杰认为，我国指数化信息的发布和使用还处于发展初期，难免会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一些机构并不具备搜集基础数据的能力，或者没有投入足够的人财物，在指数制作的过程中，存在指标设计不科学，数据数量偏少，处理方法欠科学、不透明等问题，导致出台的指数含金量低，甚至会误导政府和公众。

“数据” “指数”背后有利益

　　既然频频招来质疑和批判，为何一些机构和学者仍然乐此不疲地进行指数发布？
　　专家指出，这些指数的背后存在利益的考量。周清杰表示，当代人重视信息的价值，指数发布如果做得好，就会成为发布机构的一张亮丽名片，有助于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对于商业性机构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好的经济效益。
　　“学术界也存在一种浮躁的风气，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标新立异地制造一些指数。不管研究是否客观、准确，只要结果发布出来了，吸引了眼球，有了社会影响，就是有了成绩和效益。”谢太峰分析道， “有的媒体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指数发布者制造噱头想出名，媒体天生喜爱追逐热点，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一些 ‘雷人’的指数和研究报告被广为传播，这和娱乐圈的炒作没什么两样。”
　　收取项目经费和企业赞助费也是一些指数发布机构的生财之道。 “那些接受资助的研究，很多都是先有了结论再找数据去证明，表达的是对资助方有利的观点，谁出钱就替谁说话。像房产商赞助的研究，得出的数据肯定是房价不高。这样的指数发布出来混淆视听，社会影响很坏。” 谢太峰说。

指数发布应采取硬约束

　　“我们看到的一些指数在指标设计和抽样上做得不科学，这与研究者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我国擅长统计分析的人才不多，而各种指数和调研报告却满天飞，很多是由根本不懂统计原理的人去做的。”张翼说，在欧美发达国家，指数制作是由专业机构和具有统计资质的人去完成的，做出来的数据准确性和公信力都比较高。我国目前对于数据发布没有官方标准，学术共同体也没有达成一致，因此会出现滥发、乱发指数的现象。
　　周清杰认为，指数发布的成熟和科学化需要多方努力，包括发布机构的运作应更加规范，专业能力不断提升；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优胜劣汰；媒体应更加理性，真正有自己的判断，不跟风、不炒作、不曲解；政府也应加大官方相关数据发布的范围，提升公信力。他还建议对指数发布采取一些“硬约束”，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机构制定一些规则，规范相关指数的发布；建立、健全相关行业协会和执业资格制度，提高行业门槛等。 据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