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云倬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北京参加武举考试，以力挽300斤石锁、12力（10斤为1力）大弓、120斤铁刀的优异成绩，考中武进士
　　■雍正皇帝曾多次嘉奖石云倬不徇情面，据实直陈
　　■大将军岳钟琪对石云倬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仅不予采纳，还向雍正奏报石云倬行动缓慢，贻误战机
　　石云倬是清初德州历史上考出的第四位武进士，官至从一品的雍正朝征西副大将军。平民出身的他，怀着忠君报国的一腔热情，数次针对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上书建言，更是指名道姓地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他的这种直言敢谏的品格，虽然深得雍正皇帝的喜欢，但也着实得罪了一些权贵，最终他还是为自己的忠贞直言付出了惨痛代价。尽管石云倬的人生之路没能圆满善终，但他为历史所作的贡献以及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人们追忆和深思的。

力大无穷，勇夺武进士

　　石云倬 （1684--1742），字天章，号蔚园，又号无庵居士，为现在的德城区前进街人。曾祖父石光霁，因德行显著，为乡里所敬服，被赐予“寿官”头衔。祖父石廷镇，州学学生。父亲石玙，曾为德州州衙吏胥。石云倬是石玙的次子，小时候聪颖异常，臂力过人。读古人书，每读到重大历史事件，必掩卷思其后来的是非成败。有所思后再打开书页，所设想结局没有与书籍记载不相吻合的。由于他身强力大，少年时就立志从武报国。
　　石云倬27岁时，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北京参加武举考试，以力挽300斤石锁、12力 （10斤为1力）大弓、120斤铁刀的优异成绩，考中武进士，被分配到紫禁城成为皇帝身边的安保人员，同时授三等侍卫衔。康熙四十九年（1710），补授陕西平凉游击。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凉州参将。康熙五十四年（1715），调赴巴里坤军前效用。康熙五十五年（1716），迁庆阳副将，留军前。雍正元年（1723），回庆阳任。雍正二年（1724），调河标副将。雍正三年（1725）五月，改授洮岷副将，不久提升为江西南赣总兵。雍正四年（1726）七月，晋升浙江提督。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调福建陆路提督。雍正九年（1731）三月，授西路副大将军。
　　史籍称他“历任二十余年，清空粮，增炮位，节经费，修器械，缮宁波城郭……增设水师，更番巡查以严海防，多备副枪并缭刀火斗等器，以资巡哨。分编七标战船，以专责成；修泉郡城池门、八卦沟，以弭水患……”充分显示了他所具有的非凡的军事才能和长于谋略、驾驭战争的能力。

率直进谏，雍正多次下旨嘉奖

　　石云倬出身贫贱，他将自己考中武进士而进入仕途，看成是皇恩所致。所以，他一直是抱着感恩的思想在为清王朝服务。工作中，他一旦发现不合情理的现象，便拟成奏章上报朝廷，促使当朝统治者加以研究改进；对发现的贪赃枉法者，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或是有着旗人背景的总督、将军，他都不假思索地上奏朝廷，希图借助皇威给予惩处。他的这些做法，对于改进军队的管理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得罪很多人。
　　雍正皇帝曾多次嘉奖石云倬不徇情面，据实直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雍正朱批奏折》中，有近10篇为石云倬所上的奏书。如雍正三年（1725）七月，石云倬上疏言奏：“兵丁编造名册，原以稽查奸伪，若年貌不符，名姓互异，册籍还有什么用呢？臣久处营伍，常见真假名册互相顶替。前在镇番庆阳，曾剔清此弊。今赣镇七六营，尤非镇庆两营可比。请更定旧册，以杜奸伪”。雍正四年（1726）二月得旨:“详核兵丁清册以闻,所奏甚是,下部议叙”。
　　雍正五年（1727）三月，他上奏说:“浙省营伍……军装损坏，教场公署已废，查其致此之由，一则惜公费而润私囊，病在侵蚀。一则务虚名而忘实效，病在矫情。前任提臣如王世臣、吴都，隐空粮数百名，一切营制置之度外，此侵蚀之尤者。……臣请各营，按计百名内有留3名以备公用，庶营务不敢废弛”。又奏：“营规四款一册，报宜审。造四柱清册，开列领银、用银实数，以杜捏饰。一是经费宜节，修葺衙署及铺垫名色，只许添凑，不准冒销。一是制造宜核，军装、旗帜等项，责令将备选料、造作加法，期经久可用。一是收贮宜谨，凡军器择高燥房屋藏贮，以防损缺。交代时验收”。很快得到皇帝应允的圣旨。
　　四月，石云倬又上疏……；六月，石云倬继续上奏……；雍正八年（1730）五月，他再次上疏言……。这些奏疏上报后，雍正皇帝照批“下部议行”或“深嘉之”。
　　在弹劾官吏方面，不论是谁，只要有证据证实是贪赃枉法的，石云倬都是不徇私情、毫无顾忌地上书揭露。如：他改任江西南赣总兵后，曾弹劾前镇官黄起宪通过多报自然损耗而贪污粮食和对下勒索；九江副将署赣镇王用，侵饷并拨补给把总马成功、谢晋，然后向其索要银帛等物。在雍正五年（1727）三月的奏疏中，他曾弹劾前任提臣王世臣、吴都长期侵吃空额。雍正六年（1728）三月，他弹劾巡抚常赍家人擅坐大轿，招摇过市。四月疏言：“闽省历任提臣，驭下无术，兵骄将疲，营伍大坏。必须大为整剔”。他的这些弹劾，使有的官员受到革职拟罪，有的官员降级使用，有的受到批评警告等。这样做，虽然对改进官场风气起到一定作用，但他也赚得一个“爱管闲事”的绰号。

请缨西征，参与平定准噶尔叛乱

　　清政权建立初期，在统一还是分裂问题上，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很尖锐的。康熙皇帝在位时，曾几次大规模地对边境用兵，虽然武力控制了整个边疆地区，但分裂因素并没有消除。最使清王朝统治者头痛的是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头子噶尔丹策零，长期与清政府处于敌对状态，经常挑起事端，并挑拨青海、西藏、蒙古部族起来闹事。因此，准噶尔部不平，西北边境永无安宁。雍正皇帝继位后，把解决准噶尔部问题作为施政的头等大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便决定向西北大规模用兵，以武力荡平叛乱。
　　雍正七年（1729）三月十二日，朝廷决定派出两路大军，征战准噶尔。一路，亦称北路，由侍卫大臣傅尔丹挂靖边大将军印，出师阿尔泰山；另一路，亦称西路，由川陕总督岳钟琪挂宁远大将军印，出师巴里坤。以形成两路大军对准噶尔的钳形攻势。战争打了将近2个年头，清军虽然人多，但由于两路军之间互不配合和高级将领不懂军事，与虽然军队人少但占据地理优势的噶尔丹部相比，并没有占到优势。朝廷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将领，增援军队，以图全胜。石云倬得知朝廷要对准噶尔部加大用兵之时，主动上疏请军前效力。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朝廷命石云倬驰赴肃州，听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调用。雍正九年（1731）五月初二日，石云倬被正式任命为西路副大将军。
　　当西路军进入新疆腹地后，由于石云倬早年在新疆帮办过军务，深知西北蒙古厄鲁特准噶尔部之凶残狡诈，故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守为攻，诱敌深入，围追堵截，一举歼之”，“切勿轻敌冒进，分散兵力，盲目攻战，急于求成”的战略战术。然而，大将军岳钟琪置若罔闻，不仅不采纳，而且遇事掣肘，骄横专断，刚愎自用。石云倬只好听之任之，违心应命。
　　六月，噶尔丹策零派大头目敦卜多等率兵3万，越阿尔泰山直犯北路军。勇而寡谋的傅尔丹，轻信被擒贼兵供言，驱兵往袭，部下许多军官交谏不听。贼军把北路军的4000余名官兵，诱至和通脑儿（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布多西200里处）谷中，预先埋伏好的3万贼兵驰骋冲突，迅速形成合围之势。贼兵以主迎客，以众击寡，使北路军前锋统领丁寿、参赞苏图、副都统马尔齐均战死杀场。贼军乘胜进攻北路军大营，傅尔丹命令索伦率蒙古兵迎击，科尔沁蒙古兵纷纷逃亡，索伦部大败。傅尔丹率2000满洲兵且战且退，跑了7天到达科布多。是役，副将军巴赛、查纳弼以下皆战死，全军失利。雍正皇帝的平西愿望由此化为泡影。

直言批评，终中同僚阴招

　　雍正十年（1732）正月，准噶尔部兵约有3000人侵扰，越过西路军军营，深入塔尔那沁一带欲抢夺牲畜，岳钟琪派石云倬领兵截击。由于石云倬进兵缓慢，导致敌军逃脱而去。岳钟琪奏报至京，雍正皇帝看完岳钟琪的奏折后，曾对大臣讲：“石云倬的缺点在于过于勇敢，今说他畏缩不前，不像是他的为人啊”？但常赉等一伙人也佐证石云倬贻误战机。办理军机大臣等议奏，将石云倬革职待审，因此被关进兵部大牢。石云倬入狱后，曾揭发岳钟琪骄恣竦懈等罪证30余条，且赋诗曰：“峨峨七尺躯，耿耿千秋节。吾命复何言，青天流碧血”。几个月后，西路军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被革职交兵部拘禁。雍正十一年（1733），议政大臣会同三法司讯，拟对石云倬实行斩决。雍正皇帝觉得石云倬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况且还是主动请缨上阵的，但又无法弄清楚事实真相，就下旨将“拟决”改为“监候”，就是暂

行监禁，等候秋审、朝审时

　　再行复核。不久，未完成征西大业的雍正皇帝，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雍正的征西虽然失利，但为以后的乾隆平定准噶尔各部打下了基础。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石云倬竟受诬获罪，蒙冤九泉，确是天道不公。
　　石云倬参加征西战役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请缨，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史书说他：“甫至边，就于土古鲁及巴尔库之东、西、北三面设卡，巡踩贼踪。立三法，日以尘扬辨夜，以烟火辨雪，以脚印辨瞭望，十分严密。整顿驼马、器械、牧场，添兵防范，屡立功”。但后来他的一些好的建议，被人歪曲为沽名钓饵，他的一些主张也根本无人理会。最后，他不得不沉默了。因此，说他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虚构事实的话就是事出有因。
　　雍正皇帝的用人不当，应该是征西失败的主要原因。两路大将军的傅尔丹和岳钟琪，都不懂军事，还都是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多是瞎指挥；雍正皇帝不仅让这样的人担任主将，还故意让两路大军之间以及各路的主、副大将军之间相互牵制，甚至把明知相互不和的人硬搭在一起共事，所以说能打胜仗那才是怪事。石云倬的墓志铭似乎可以解出其中的玄机：“公星驰就道，至肃州，见与公俱贰师（副将军）者，乃公督福建任中纠之而获譴者也 （指弹劾过的原福建总督常赉）。其人语公曰：‘国事也，可念旧愆乎？况愆在我也，折箭为誓’。平时事公益谨”。此人阳奉阴违，暗地里挑拨石云倬与岳钟琪的关系，造谣生事，多使阴招。后来，“岳钟琪悔曰：‘吾误听人言，负石君矣’。所谓人言者，即前与公折箭为誓者也”。
　　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那些敢说敢做的人，多是些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他们自身比较正派，面对不合理的人和事，会毫无顾忌地直言批评。但这种人，往往率直天真，不太计较别人的感受，多数情况下不把别人往坏处想，缺乏应有的防范之心。而那些阴险歹毒的小人，当自己的丑行败露后，会马上收敛其恶行，对揭露者表现得真诚谦恭，大有痛改前非的样式，实际上是在找寻下手的机会。这些小人的报复，常常是致正人君子之命的。石云倬就是这样一位怀着满腔热血为朝廷办事，但由于得罪人过多，最后被小人所算计的人。
□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