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增鹏在检修联合收割机。孙君 摄

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农田或面临无人耕种的困境

　　4月6日，天空晴朗，陵县神头镇窦家村的大街上依旧半天不见人影。不知从何时起，窦家村人已经开始习惯了这整日的沉寂。
　　不仅是窦家村，在致富梦想的催促之下，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劳力涌进城市，通过打工改变着家庭的命运。
　　“农民收入来源不再仅仅依赖土地产出，打工收入挣得多、来钱快，工资性收入已占整个家庭收人的70%左右，”窦家村驻村干部张付海对此了如指掌，在他的 “民情日记”中，他如是记述： “现在，人们的精力主要都用在打工上，而不是在土地经营上。”
　　窦家村已经是再典型不过的“空心村”了。这个村子并不大，一共210口人， 410亩耕地，但人均年收入已达9000余元之多，这显然不是410亩土地在一年内所能创造的价值。据村干部介绍，窦家村有劳动能力的有100多人，几乎全部在外打工，甚至连一些60来岁的老人也选择就近找零活干，也就是说，但凡能出去的都出去了。留守农业生产者，多为 “出不去的”、年过花甲的老人以及45岁以上的妇女。
　　然而，令张付海不无担忧的是，随着这批最后的留守者的劳动能力的衰退，土地必将面临无人经营的困境。
　　因此，如何在农业劳动力彻底流失之前，为农业生产找到新出路，将是窦家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土地流转被视为破解土地无人经营困境的有效途径

　　出路不是没有，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张付海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在他看来，土地流转是破解土地 “无人经营”的重要途径。但是窦家村却没有一家种粮大户，这一度令他困惑不已。
　　4月6日，张付海入村调研，在村里转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人，只是在村西大片麦田里，看到五、六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正背着重重的喷雾剂打药。当时， 70岁的刘方兴刚干完活蹲在地头休息。刘方兴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都在外地打工，只剩老两口打理着家中的10多亩地。
　　“高龄”农民成为农业生产主力，与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不无关系，也是一个令人颇感无奈的现实。
　　“咱村有没有土地流转现象？”张付海趁着刘方兴休息，询问道。
　　“有是有，俺村今年有五户，全家外出打工，土地流转给了别人。但是听说还有好多户想转包，就是找不着承包对象。现在，如果承包费有人出到一亩地1200元的话，估计俺村80%的户都愿意把地流转出去。”刘方兴告诉张付海。
　　“这就是土地流转难的症结所在。对于土地流出方来说，一是目前窦家村还缺少有能力、有实力的种养大户来承包；二是流转的土地价格普遍为1000元/亩左右，价格偏低；三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引领和带动。而对于流入方来说，一是农业种植风险大，若遇风、雹、涝灾，则损失很大，无力承担；二是需要投入的资金很多，如果流转1000亩地的话，光承包费就得上百万，资金不好解决。”张付海如是总结。
　　然而，流转虽困难重重，但是许多地方仍然存在不少土地流转的现象，远的不说，就在同为陵县的宋家镇马桥村，种粮大户于增鹏一人就承包了 344亩地，听说效益相当可观，这其中有什么奥秘？

　　窦家村人普遍认同的承包价格是每亩1200元，然而这对于承包大户而言却是无利可图的

　　6月22日，张付海亲赴马桥村找到于增鹏，他想对这个事看个清楚。
　　“每亩1200元？”谈起这个价格，于增鹏摇头不已，表示不好承受。
　　自前年开始， 51岁的于增鹏承包了村里的170余亩地。第一年，他赚得盆满钵满。第二年也赚了，不过这次赚得有点悬。但是，他还是扩大的承包规模，目前已达344亩。
　　马桥村与窦家村的村况差不多。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已经外出打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角也是 “3860部队” （妇女和老人）。
　　“1200元对于承包大户而言，几乎无利可图。”于增鹏告诉张付海。
　　对于这个结论，张付海并不感觉惊讶。他曾经专门为此算过一笔账：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下，一季小麦的亩产量约为500公斤，按照当前的行情，每公斤2.04元，一亩地收入1020元，除去旋耕地、种子、化肥、浇地、收割、病虫害防治等成本约计620元，一亩小麦的纯收入约为400元。一季玉米亩产量约为500公斤，按每公斤2.2元计算，除去种子、浇地、肥料、病虫害防治等成本306元，一季玉米纯收入在800元左右，两者相加，一亩地纯收入也不过1200元左右。如果仅承包费用每亩地就达1200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承包大户的确无利可图。
　　不过，现实是于增鹏的确在承包里赚到了钱，这又是怎么回事？
　　于增鹏向张付海道破里其中的“玄机”。

　　种粮大户于增鹏利用自己的 “综合优势”实现了盈利，但他更像个“特例”

　　于增鹏之所以能够赚足，源于他有3件 “秘密武器”。
　　其一，种植大户于增鹏的另一重身份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有着一般种植大户所无法具有的信任度。许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多以400元、 500元、 700元不等的价格承包给于增鹏——对于这部分村民而言，如果留下一个劳动力在家里种田，一年辛辛苦苦不过赚四、五千元，而出去打工一年起码能有2万元的工资收入；如果 “半工半农”，即平时在外打工，农忙时节回家种地，既花费好几百元的路费，又要搭进去耽误的工钱，谁还想着来回折腾？为了不让地荒着，又不耽误打工，有些人便 “半卖半委托”给了于增鹏，能给多少就算多少。像这样以低价收进的土地，于增鹏有近 200多亩，这是一笔不小的“优惠”。
　　其二，于增鹏的第三重身份是村里 “鹏盛农机合作社”的带头人。手下掌握着7台大型拖拉机，旋耕地、收割小麦皆能自我服务。这为他省下了不小的开支。以收割小麦为例，今年在马家村小麦尚未成熟之际，于增鹏曾经派出自己的农机队到隔壁村收割小麦。按照市场行情，每收一亩小麦收费70元，一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120多亩，也就是收入8400多元，除去于增鹏为此支付的油费、雇工费，他每台收割机一天稳赚5000多元。拥有自己的农机队，同时也意味着，于增鹏可以不必雇别人来收割小麦，可以很大程度上压缩成本。
　　其三，于增鹏同鲁北种业公司和泽丰种业公司签订了供种协议。也就是说，于增鹏土地上产出的小麦，是以麦种的价格往外销售，每斤可以多赚2毛钱。
　　利用综合优势，于增鹏第一年承包的170余亩地才赚得盆满钵满，正因如此，他萌生了扩大规模的想法。然而这时，许多始料未及的烦心事随之而来。

　　于增鹏对大规模承包土地还是 “没底儿”，投资大、风险高、利润薄仍是一个很难迈过的 “坎儿”

　　于增鹏看上村里的几个地块，那里水源充足，可谓旱涝保收。可是一谈起承包价格，于增鹏咂舌不已，这些农户一开口就是每亩1200元，少一点也不包！
　　虽然难以接受，但是于增鹏倒也能够理解。因为承包价格再低一些，这些农户宁可选择 “半工半农”，收获粮食后，一则自吃自用，二可将余粮卖掉换些零钱贴补家用，心里更踏实些。
　　也有一部分农田地块儿并不好，但是他不得不出高价买下。对于种粮大户而言，连成片的承包土地，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从田间管理还是后期的收割，都能极大的节省成本。然而，有些村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即使周围的土地都流转而出，他也照样 “稳坐钓鱼台”， 只等着种植大户出高价连片租地。土地流出方与流入方之间，发生微妙的博弈。
　　最后，许多种粮大户只好做出让步，土地承包价格在博弈中被推高。
　　6月9日20时至10日8时，德州突遭强降雨及大风雷电袭击，42.96万亩小麦出现倒伏，陵县小麦倒伏7万亩。
　　经此一事，于增鹏为大规模承包土地捏了把汗。虽然倒伏之灾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天灾是难以控制的，倘若遭遇更为恶劣的天气，于增鹏颗粒无收都是有可能的。
　　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风险共担的机制。
　　在一次收割小麦的间隙，于增鹏向村民表露了自己的担忧。他与村民商议，能否在遭遇重大天灾的时候，村民退一步免除他的承包费用，这样可以尽量降低损失。部分村民表示出了很大的理解，口头上同意如此。但是，将这些条款写进合同时，村民又觉得太麻烦。
　　于增鹏的想法是，政府能否为种粮大户引进保险机制？让自己在天灾面前少受损失。
　　对于于增鹏而言，青壮劳动力的缺乏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在他的农机队里， 60岁以上的老人难以胜任许多工种，比如驾驶大型拖拉机。当前，在鹏盛农机队从事收割任务的司机还是于增鹏远从乐陵、宁津等地雇佣过来的。这些司机也是在 “半农半工”的状态下工作，唯一对这些司机构成吸引力的是每天300元的工资，这是在外地打工很难遇到的 “肥差”。
　　眼下，土地大规模流转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单纯的土地承包大户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盈利模式。目前来看，于增鹏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是建立在综合利用农业上的各种资源，这种资源包括来自政治、政策、技术、资金等多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农机队这个 “王牌武器”。
　　毋庸置疑，让所有种植大户都拥有于增鹏般的 “资源”，显然又不太现实，因此，如何让普通的种植大户真正从土地流转中受益？将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课题。
□本报记者 任立松 张晓航 本报通讯员 薛林玉 杨廷发 任婧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