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贤圣
　　回宝仁（1906—1953.10），男，回族，字安亭，陵城区神头镇赵马拉村人。 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陵县邓家区玉芝乡乡长、一区区长，德平县回民协会主任，河北省盐山县府农建科科长。因工作成绩突出，1951年10月1日，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光荣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53年10月，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而不幸去世。后被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在陵城区政府驻地以东20公里处，有个千余人的回族聚居村——神头镇赵马拉村。该村紧邻万亩林场，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土肥水美，连年丰收。
　　这里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抗战时期，曾有30余人参加了威震敌胆的回民支队，无私无畏，英勇杀敌，多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尤值一提的还有一位英雄人物，战争年代驰骋沙场，后来又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于国庆两周年之际，应邀参加国庆典礼，光荣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就是革命烈士回宝仁。
　　2020年9月11日下午，我与陵城区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石坚，陵城区委统战部一级主任科员赵玉明、科员张成金，驱车前往赵马拉村，拜访村文书冯志水，原队长、会计谷学胜，原会计回登信，村民赵林生，回宝仁之侄回合祥；我又于9月18日上午，采访了回家探亲的山东省化工地质勘察院文员、回宝仁之孙女回登军，对回宝仁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加深。
　　回宝仁兄弟7人，辈分排序占“宝”字，姓名最后一字依次为“仁、义、礼、智、信、全、友”，他排行老大。回宝仁16岁那年，父亲回玉宁辗转到上海谋生。他和母亲在家靠卖蒸馒头度日，因他家蒸的馒头质优价廉，生意还算不错。那时村中常有土匪来往，因常吃他家的馒头而厮熟。但没想到他一不小心入伙上了贼船，并成为其中的头目之一。后来，国民党军阀以招安为名，在河北廊坊企图将其全部诱杀。回宝仁突围后逃脱，一路奔波到上海寻父谋生，当了一名码头工人。其间，曾多次与中共地下党接触，接受过党的教育。 1938年，回宝仁返回家乡。时值各种抗日游击队纷纷建立，他便带一伙人，参加了任以青的“抗日游击队”，驻临邑县城。 1939年夏，共产党着手开辟陵县抗日工作。李玉池等人来到赵马拉村开辟抗日根据地，组建抗日队伍，曾与回宝仁多次接触交谈；同时，地委负责人关锋、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吴匡五等也多次对他进行争取教育，促使其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他把一伙人带回来参加了抗日队伍——回民大队，为开辟陵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当年回民大队的骨干队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一队队长的冯永利常说：“多亏了回宝仁，要不然咱都成土匪了，那可是千古罪人啊！ ”
　　抗战初期，回宝仁作为二分区回救会成员，经常到各回族村庄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在他的影响下，父亲和妻子于素杰都参加了抗战工作。当时他家既是八路军的掩护所，又是通讯站，负责掩护工作人员，并收发各处的情报。当时，八路军白天隐蔽夜间活动，几天碰一次头，根据敌情商量对策打击敌人。因此，回宝仁家夜间经常人来人往。
　　回宝仁视民愤大的土匪为“眼中钉”，想方设法予以铲除。一天，他听说邻村有个土匪要结婚，心想：“可来机会了！ ”便在其办喜事的前一天晚上，按照对方所在村的习俗，带着一个“伙计”用扁担挑着两个“礼盒”前往“贺喜”。对方看到这么有头有脸的人物前来，非常高兴，推辞一番，将贺礼收下，之后将回宝仁送出大门外老远，连连道谢并邀请他次日一定来喝喜酒。哪成想，这时回宝仁脸一沉，揪起他的袄领子就往村外的庄稼地里拖，“伙计”也拿着扁担在后面赶。刚进庄稼地，回宝仁迅速掏出腰间的枪，只听“呯”的一声，这家伙立时上了西天。
　　一时间，回宝仁成了村里的“护身符”。一天，听说日伪军来袭，年轻妇女们纷纷在锅底下抓把灰在脸上划拉划拉赶紧往村外庄稼地里跑。到了村头听见有人喊：“别怕，回宝仁的队伍在！ ”大家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返身回家。足见回宝仁在当地的影响之大。
　　1940年，八路军开展粮食合理负担工作，就是按人口、地亩调整每人每年负担的粮食，使其合理化。这一工作，由于人口的增减和土地变更，每年必须重新登记，开展起来相当繁琐，同时也遭到了地主富农的反对，工作任务艰巨。当时，回宝仁和通讯员冯希玉到各村登记。因他办事认真、大公无私，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赢得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年麦收完毕，八路军把收的一部分小麦放在他家。由于合理负担工作的胜利，引起了敌人的疯狂破坏，他们每天到登记过的村庄搜捕八路军。大堆麦子往哪放呢?回宝仁和妻子想出了一个办法——在自家北屋西头的一间房子里挖了深深的一个洞，把3个大囤放在里面，装满小麦后，上面盖好再填上土，敌人就不容易发现了。外面还剩下一堆没处藏了，只好把麦糠掺进去，以免敌人抢去。总算保住了这些军粮。
　　1943年，陵县境内日伪据点林立，敌人“扫荡”频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次，罗院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赵马拉村。这天回宝仁家有两个八路军战士未来得及转移。回玉宁叫那位名叫张坤的同志，躺在东屋南里间炕上装病人，给他盖上棉被，又把窗户遮得黑黑的；叫另一位同志趴在北屋西头高低不平的小土房上，用柴火盖起来。于素杰则把他们的枪埋在牲口棚里的粪堆里。不一会儿，敌人进来搜查，有两个日本兵、3个汉奸，其中有一个汉奸小队长。他们一进屋，回玉宁就热情施礼让座、倒茶点烟，他对小队长说：“这是我弟弟，刚从上海回来，得了重病，不能起床请您原谅！ ”敌人见他非常恭顺，态度有所缓和，上前掀开被子一看，果然面色蜡黄，以为真是病人，又盘问了几句就走了。真是有惊无险，回玉宁吓出了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组织上送一大宗北海币上惠民，运到回宝仁家后，敌情紧张，一时送不出去了。危急之时，回宝仁想了个办法，在他家屋前挖了个深坑，把北海币装进从上海带来的盛饼干的几个大铁筒里，盖好盖子放在坑里，上边再盖上土，又从地里挖来一些野花栽到上面，薄薄洒上一层水。敌人虽然来搜查了，但没有发现。其他如藏枪、藏信、掩护革命同志；烧水、做饭、补衣服、招待来往人员；送情报、传口信、同志们开会时站岗放哨等等，回家人都义不容辞。当时，这项工作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不慎被敌发现，将面临杀头的命运。
　　说到放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男孩。一次，回宝仁奔波途中遇到一个蓬头垢面、无依无靠的七八岁的男孤儿，便把他带回家收养了。这孩子在他家生活了三四年。回宝仁将其视如己出、精心照顾，让孩子非常感动。回宝仁安排他在村外作“放羊娃”，遇有可疑情况甩3个响鞭“报警”。当初，这孩子弄不清家里常有人来来往往到底是干什么的，但倒是非常听话地按照回宝仁的嘱咐去办，还真发挥了不小作用。可后来有一次，他出于好奇心有意考验大人们的反应能力，便“谎报军情”“狼来了”，等他跑回家观察情况，咱的人员早已“销声匿迹”，可这样一来既虚惊一场又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回宝仁火冒三丈对他大打出手，孩子吓得一溜烟跑出家门，从此无影无踪。后来回宝仁后悔不已，一家人四处寻找无果。
　　1947年，回宝仁因当过土匪问题被捕入狱。李玉池急忙将其参加革命前后的情况如实汇报给渤海区党委，后经全面审查，将其释放。后来组织上调回宝仁任河北省盐山县府农建科科长。
　　1951年10月1日，是回宝仁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因工作成绩突出，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1953年，回宝仁受党的委派，带病参加治理天津运河，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奋战50多天，终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于10月去世。按照回宝仁的遗愿，组织上将其遗体运回赵马拉村安葬。当天，全村父老乡亲涌上大街迎接英雄回家，按照回族习俗，将其安葬在家乡的土地上。当年，人民政府批准回宝仁为革命烈士。
　　回宝仁有两个孩子幼年夭折，活下来一个女儿取名回荣芳，初中毕业后在本村小学任民办教师，后经考试转正。她一心扑在工作上，直至退休，深得学校领导、同事及学生、家长好评。她饱含深情写的回忆文章《抗战时期我的家》，被收录入1987年出版的《陵县文史资料（第二辑）》。为照顾母亲，回荣芳没有外嫁，结婚时让丈夫冯文悦入赘回家。 1966年，冯文悦参军去边疆保家卫国。他转业后被就地安置在包头棉纺厂工作，后调入山东省化工地质勘察院从事钳工工作。他勤奋敬业，广受称赞，但43岁时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夫妻俩所生独女，随母姓并按回家辈分取名回登军。其父亲意外身亡后，单位将她户口“农转非”。于是，14岁的孩子就到济南上学，好在伯父一家在济南居住，多得关照，毕业后被安排在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从事行管、计生等工作。她继承先辈优良传统，工作踏实肯干，深得领导、同事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