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凯 西振岩
（上接537期）
　　对东方朔生平研究的文章较多，涵盖各个方面。如孟祥才的《东方朔简论》{7}从东方朔的主要事迹总结了东方朔的两个特点以及他的文学成就。孙东临在《东方朔年谱简表》{8}中对东方朔的生平做了细致的梳理。梅显懋经过文献考证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后半部分当为东方朔代撰《序略》{9}。
　　其二，东方朔文学史方面的研究： 在文学史领域方面对东方朔的研究，大体涉及东方朔的文学作品以及关于东方朔的文学作品两方面。如李江峰《<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论》{10}认为这20篇不是东方朔“陈农战强国之计”的上书，只是东方朔作品的选集。方宏龙《东方朔及其辞赋研究》{11}对东方朔的辞赋作品做了细致的研究。王莉{12}通过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中东方朔形象的分析比较，分析了东方朔形象的演变以及东方朔在神仙道教类小说中被塑造成神仙的原因。
　　其三，有关东方朔文化史方面的研究：顾颉刚先生的《伪东方朔书的昆仑说》{13}考证了《神异经》和《十洲志》并非东方朔所作，应是南北朝时道士所作。林春香{14}以东方朔的文化形象为切入点，研究了历朝历代东方朔文化形象的演变。季桂起的《德之风水之韵——德州地域文化纵横谈》{15}提到了德州名人“智圣”东方朔，东方朔文化是德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德龙的《“齐鲁十二圣”的界定及其文化现象研究的时代价值》{16}中提到了东方朔的文化形象，属于山东的文化资源。但是“智圣”的名号并没有划归给东方朔，而是给了诸葛亮，对“智圣”的界定是争议的。张蓓《论东方朔传说丛的建构、传承与呈现方式》{17}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东方朔传说及其发展做了研究，并且还就东方朔故里的东方朔传说的传承做了专门的分析。徐清照《山东文化产业竞争力分析》{18}把东方朔列为山东历史文化名人。
　　其四，有关东方朔故里的研究：　　关于东方朔故里究竟在何处，学界争论不一。主流的说法有两种：即山东惠民说和山东陵县神头镇说。山东惠民说自清人叶圭绶始。叶圭绶在 《山东考古录》中，将古厌次考订在今山东惠民县，此说承袭至今。山东陵县神头镇说则以王继坤、栾文通、张发颖等为代表。栾文通的 《东方朔故里考》{19}《“错了”的是叶圭绶而非颜真卿》{20}，王继坤、栾文通的 《东方朔故里考辨》{21}和张发颖的 《古厌次与东方朔籍里考》{22}等文，分别从古厌次的沿革、东方朔的墓祠所在地及其他考古资料所显示的东方朔籍里的资料的角度，证明西汉东方朔时代的厌次就是今天的山东德州市陵城区；而东方朔的籍里就是今天的陵城区神头镇。魏训田《东方朔故里新证》{23}利用 2001年3月在山东陵县神头镇东街发现唐代古墓的墓志考证墓主人远祖乃是东方朔，证明了陵城区是东方朔故里的说法。还有一些文章是研究德州地区发展的，因为东方朔故里就在德州，所以德州的发展离不开东方朔文化。相关文章有《德州地域文化研究刍议》{24}《地域文化与德州城市发展》{25}等。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学界对东方朔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历史领域。就研究内容来看，东方朔生平与朝隐思想研究、东方朔文学史研究、东方朔文化史研究、东方朔故里研究是多数学者关注的问题，至于东方朔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之一，他与汉武帝时期儒家地位的深层次关系何在是学术界很少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众所周知，《史记·滑稽列传》对东方朔的记载不够详细，难以从太史公的笔下勾勒出东方朔完整的仕宦轨迹，因此，更多地要根据内容更为详实的《汉书·东方朔传》来确定东方朔在不同的时间任何种官职。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在全国范围内征召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看，东方朔西入长安，递交了篇幅很长的“自荐书”。史载“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读之二月乃尽”{26}。汉武帝最初给东方朔的待遇是待诏公车。“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27}此后，东方朔通过绐朱儒事引起汉武帝的注意，汉武帝给予他待诏金马门的待遇。之后又通过嘲弄郭舍人事件得到汉武帝的宠幸，任命他为常侍郎，常伴武帝左右。建元三年，汉武帝要兴建上林苑，东方朔加以劝谏，汉武帝虽未采纳，但是因他劝谏有道，拜他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这是东方朔所担任的最高官职。《汉书》中对东方朔官场升迁的总结是“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28}。从东方朔所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太中大夫来看，也只不过是秩比千石的掌论议而无实权的言官。
　　纵观东方朔一生，他任职最高的官位级别不过千石而已，而他长期担任的郎官，级别不超过一千石{29}。可以说，这一位满腹经纶的儒生，在武帝朝中从未受到重用，未曾在实权部门任职，汉武帝对他的定位乃是诙谐之士，与枚皋、郭舍人等滑稽之士相同。
　　汉武帝的治国方略所体现的学派背景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北击匈奴，打破了汉弱匈强的军事格局；南征百越；西拓西域，征服大宛；东北征服朝鲜半岛，西南打通西南夷。汉帝国的版图在他在位期间达到极致。
　　他的治国方略，就是“以霸王道杂之”，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儒表法里”“外儒内法”。
　　首先，是经济上的政策。武帝朝长期施行对外征战的战略，消耗了文景时期积攒的国帑，为了补充消耗，扭转亏空，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第一，改革币制。汉武帝对币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他即位之初，就着手整顿币制“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30}。三铢钱的使用，较四铢钱更省铜材，扩大了货币的发行量。到了建元五年，汉武帝又下令废止三铢钱，这是汉武帝第二次对币制进行改革：“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31}。武帝朝第三次改革币制的内容是销毁半两钱，重新实行三铢钱，并且禁止民间私铸钱币“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32}。到了元狩五年，汉武帝废止半两钱，颁行五铢钱。配合这次币制调整的，是对铸币权的下放“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得摩取铅（鋊）”{33}。到了最后，汉武帝根据桑弘羊的建议，确定了中央铸钱、发行五铢钱的制度，统一了币制。“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三官铸”{34}。从汉武帝这一系列的币制改革来看，其目的一是为了充实国库，缓解财政危机，二是为了维持国内稳定，更好地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这种控制民众的手段，具有法家烙印。
　　第二，盐铁官营。汉武帝登基之前，中央政府对盐铁的控制比较宽松，一些富商大贾垄断了盐铁业，牟取暴利，在需要他们向国库捐献之时，却无动于衷，反而对民众加重盘剥力度，影响了社会安定。“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35}。汉武帝为了补充国库，维护国家安定，逐步地在全国施行“盐铁专卖”的制度。最开始是大商人东郭咸阳、孔仅主持“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36}。盐铁专卖的具体政策是“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37}。汉武帝在全国设立了36处盐官，井盐产地5处，海盐产地19处，池盐产地10处{38}。到了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兼大司农采取了平准政策，强化了盐铁专卖“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39}。经过桑弘羊对盐铁官营制度的完善，政府获利丰厚。此后汉武帝一系列战事、工程无不仰赖盐铁专卖的收入。“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次此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皆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40}。盐铁官营在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解决财政困难的同时，还有利于汉王朝统一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打击了富商大贾，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同时，还应该看到，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产生了一些弊端，一是官府的统一制式的铁制农具不适合不同地区的农民使用，缺乏因地制宜的考虑因素；二是盐、铁生产的布点不合理，浪费物力、财力；三是官府在制度实行的过程中，对百姓和贫民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盐铁官营制度不符合儒家重义轻利的准则，更是与儒家重农抑商的农本思想相违背{41}。盐铁专营来源于法家中的管子，《管子·海王篇》有齐桓公和管仲的一番对话：“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今夫给之盐策，则自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十，三耜铁一人之籍也”{42}。从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制度来看，明显地继承了法家盐铁专营的思想。从盐铁官营这一武帝朝的重大经济政策来看，这项制度是在法家学说的支持下出台的，与儒家关系不大。
　　　注释：
　　 {7}孟祥才：《东方朔简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8}孙东临，杨三秋：《东方朔年谱简表》，《求索》， 2007年第4期。
　　{9}梅显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
　　{10}李江峰：《<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6年第4期。
　　{11}方宏龙：《东方朔及其辞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
　　{12}王莉：《东方朔：从历史到小说》（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6年。
　　 {13}顾颉刚：《伪东方朔书的昆仑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期。
　　{14}林春香：《东方朔及其文学形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
　　{15}季桂起：《试德之风水之韵——德州地域文化纵横谈》，《德州学院学报》， 2009年第5期。
　　{16}刘德龙：《“齐鲁十二圣”的界定及其文化现象研究的时代价值》，《管子学刊》，2009年第2期。
　　{17}张蓓：《论东方朔传说丛的建构、传承与呈现方式》（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2年。
　　{18}徐清照：《山东文化产业竞争力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19}栾文通：《东方朔故里考》，《齐鲁学刊》，1982年第2期。
　　{20}栾文通：《“错了”的是叶圭绶而非颜真卿——就东方朔故里问题与吴学文先生商榷》，《德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21}王继坤，栾文通：《东方朔故里考辨》，《文史哲》，1990年第5期。
　　{22}张发颖：《古厌次与东方朔籍里考》，《东岳论丛》，1994年第2期。
　　{23}魏训田，魏立萍，韩俊文：《东方朔故里新证》，《德州学院学报》, 2005年第1期。
　　{24}季桂起：《德州地域文化研究刍议》，《德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5}季桂起：《地域文化与德州城市发展》，《德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6}《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05页。
　　 {27}《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2页。
　　{28}《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3页。
　　{29}《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载“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可见东方朔所任职的部门都不是实权部门，从级别上看就不够高。
　　{30}《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页。
　　{31}《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页。
　　{32}《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4页。
　　{33}《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5页。
　　{34}《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9页。
　　{35}《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5页。
　　{36}《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8页。
　　{37}《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9页。
　　{38}齐涛：《论汉武帝的盐业政策》，《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9}《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1页。
　　{40}《盐铁论·轻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2页。
　　{41}高凯：《汉魏史探微》，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4-11页。
　　{42}姜涛：《管子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475-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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