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胜利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点。 70年前，侵略者的铁蹄下，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正气浩歌。

　　为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抗战历史，本报即日起开辟“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专栏，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纪念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们，激发全区人民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发扬伟大的抗日精神，为建设富强、品位、幸福陵城努力奋斗。
　　举世皆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大陆政策”，一九三一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大好河山。为了进一步侵吞全中国，达到其霸占全世界的政治野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七·七”后，蒋介石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到处散布失败主义情绪，整个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丧魂落魄，蜂拥南逃，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向关里大举进犯。华北数省，天津、北平、张家口等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相继被日寇占领。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痛歼日本精锐部队坂垣师团一千多人之后，将该师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团二营扩编成第五支队（代号：永兴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李宽和任政委（后调来的政委王叙坤），我任副支队长。我支队奉上级命令，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底开赴华北宁津、乐陵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扩充了兵源，我支队扩大了建制。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我被调任第五团团长。这支队伍在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领下，继续在津浦路以东、天津以南、济南以北（通常称为冀鲁边区）地区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这个地区是华北地区的广阔平原，有津浦、石德两条铁路。在军事上战略上的价值极为重要。所以，上级指示开辟该地区建立地方人民武装，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成立该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组织人民群众，共同抗战……
　　我团抵达鲁北之前，这里曾遭到日寇的扫荡和伪军的洗劫，鬼子走后，土匪恶霸结伙逞凶，自称为王。有名的反动头目是国民党鲁北惠民地区专员刘景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曹五旅”，土匪头子于治良，还有乡民组织“十八团”、“二十二团”，以及反动会道门“红枪会”、“黄沙会”、“草头王”等等。这些自立山头，自成系统，称王称霸的“草头王”，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我军开展工作带来了许多阻力。
　　我团进驻该地区，以德州以东的陵县为中心展开了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经过社会调查，了解并认识到这些地方武装、民团和反动道会门，除少数反动头目外，大多数人是由于辱国丧权，兵连祸结造成的。掌握了社会现状，就得采取争取大多数人的正确政策和策略，团结教育改造他们，联合他们共同抗战。为此，我们说服“曹五旅”的头目曹振东部改编成七支队，还准备将于治良部编成八支队。但不久曹振东又投靠了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当上了国民党保安旅旅长，之后，又将我们发给他的委任状退了回来。“十八团”和“二十二团”是乡民自卫组织，又抗日又不接受八路军的领导，甚至拒绝八路军进驻所谓他们的管辖地盘活动。一次，我带一个营通过“十八团”地区，他们不但不准我们接近和通行，还动起枪来。为了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动团结地方民团，我命令战士一律不准开枪，只好绕道而行。在我们开辟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于治良又率部投降了日军，摇身一变成了汉奸队。因为于治良早于“十八团”有矛盾，他想仰仗日寇势力吞掉“十八团”。于是，在他投降日寇当了伪军之后，立即纠合鬼子攻打“十八团”所辖地区——仓上村。在激战中，“十八团”团长战败身亡。副团长被俘，损失很大。“十八团”的乡民不甘败在于治良的手下，但又无力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便向我军求助。为了打击反动派，支持民团组织，我们支队奉命从东光、宁津、乐陵出发，长途行军到达陵县的仓上村，将于治良部包围起来，经过一场激战，将于部一千多人全歼，生擒了于治良，替“十八团”报了弥天大仇。为了团结改造“十八团”，我们又将民运股长梁国栋派进该“团”任团长，将该“团”副团长营救出来，继续任原职。这样，“十八团”才接受了我军的领导，陵县地区的局面逐步有了改变，为开辟鲁北地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我军在鲁北一带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三月，支队部率我团一营驻陵县的魏龙江村。一天“曹五旅”的队伍被日本侵略军驱赶到村头，无力招架，便向我军请求助战。我团一营在营长谭端志指挥下，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到天黑，谭端志不幸牺牲了。由于鬼子来犯汹汹，我军连夜转移。又经过同敌人几天周旋之后，我们支队又重返陵县以东的前后侯家、大宗家、阎富楼、赵玉枝家一带进行休整：支队部带直属骑兵连，特务队和五团一营一个连驻前后侯家；我团除二营随肖华同志执行任务外，我和政委曾庆洪率团部特务连和三营十二连驻大宗家，一营驻赵玉枝家，三营位于阎富楼。支队部加我团驻这里的兵力共有两千多人。
　　我团返回大宗家驻防的第二天，集合部队在村头为牺牲的谭端志营长开追悼会，我和政委曾庆洪同志都为悼念牺牲的战友讲了话……
　　自从我军进入鲁北抗日根据地以来，连续地打了几次胜仗，开展群众工作，团结争取“民团”共同抗战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在冰火连天的年月，深入敌后同凶恶残暴的日寇作战，又同汉奸土顽周旋，本应时刻提高警惕，而我部队却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麻痹思想。一天晚上，在支队驻地侯家村高搭戏台，召开军民联欢会。当夜汽灯高悬，村民簇拥着都来看戏。我当时虽然意识到“久驻一地易遭敌人袭扰，久走一路必遭敌人伏击”，但没有做出具体应敌的战斗方案。
　　日军坂垣师团，在平型关一役遭到我军一一五师痛歼之后，其残部怀着对我军复仇心理，窜到冀鲁边区纵横扫荡，血洗村庄。他们获悉我第五支队是由一一五师发展起来的队伍，驻扎在陵县以东的大宗家一带，便纠集沧县、泊镇、盐山、德州、平原、禹城等地的日军两千多人，包括骑兵五百多、汽车几十辆，以突然行动，向大宗家一带，分兵合围，妄图一举歼灭我军，摧残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
　　三月间的一天拂晓，我突然听到村西传来了“汪汪”狗叫，又听传来阵阵枪声。我惊愕一时，随即镇静下来，一边命令通讯员通知政委向支队部打电话报告情况，一边立即带几个人迅速地奔向村西十二连驻地。我赶到了村头，透过灰蒙蒙的晨空，朝西方仔细观察，发现从西面赵寨方向摸上来黑压压的一片敌人，村外小庙那边有个鬼子军官，正张牙舞爪地指挥鬼子兵朝我方运动，在鬼子步兵后面，又有骑兵横枪跃马准备冲击。
　　我发现敌人来势汹汹，摆开向我部队逼近迂回的阵势，立即命令十二连开枪坚决阻击敌人，大宗家的一场鏖战就此打响了。当时我直接指挥十二连，利用自然地形，以密集火力，连连地向敌人打出排子枪机关枪、手榴弹。顿时，步枪、机枪、手榴弹像爆炒豆似地向敌人开火，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卧倒，有的后退，一时阻止了敌人的前进。
　　敌人进犯大宗家村的同时，又出动步兵骑兵向正南我团驻阎富楼的三营和支部队驻地侯家村包抄迂回。我三营发现敌人进犯大宗家团部驻地，便主动派出十连在张宝珊连长和杜指导员的率领下，向大宗家支援。我见十连赶到了，高兴地紧握杜指导员的手说：“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准备战斗吧！ ”
　　根据敌人进攻情况，我断定他们绝不甘心，一定会组织兵力反扑，我们面前定有一场恶战。我命令十连杜指导员带两个排加机枪班先到村东待命；另一个排在张宝珊率领下进入村南迎击敌人。
　　我将村西头的战斗部署完毕，便迅速地赶到村子东面观察敌情，到了那里又发现鬼子骑兵迂回过来。我又火速赶到村子南面，那里也有鬼子飞马奔驰。暂短之间，敌人就将我军驻地——几个村庄分兵包围起来。大宗家的战斗一打响，驻其他村各部队也都相继地投入战斗。
（未完待续）□龙书金

相关链接

　　龙书金（1910年—2003年），湖南省茶陵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政卫连排长，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连长，营长，团长，山东纵队鲁北支队副支队长，115师教导6旅17团团长。1939年2月，曾参加和指挥了陵县大宗家战斗。1941年2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 1942年9月，兼任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44年2月，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七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副军长，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八大、九大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 1983年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2003年4月16日在广州逝世。
　　在大宗家战斗中，龙书金负责一线指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拼杀，击毙日军旅团长安田大佐以下官兵500多人。在这次战斗中，为抢救一名战士而左手负伤，导致左手终生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