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 水
　　在乐陵城西、黄夹镇政府驻地南约500米处，有一个人口和村落规模在当地都属中等偏上、名叫 “安子杨”的村庄。据该村的 《杨氏族谱》记载，杨氏始祖于永乐二年 （公历1404年），即“燕王扫北”后，由天津杨柳青携四子迁居乐邑 （陵）建村。
　　这位始祖老人，将四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安抚好之后，就回原籍孝敬父母去了， “安 ‘子’杨”的村名也就由此而生。
　　后来，始祖四子为本已仙逝、安葬于天津杨柳青的父母，在本村西南300百余步 （旧时计量土地、宅基的长度单位）处，选地12亩为“阴宅”吉地，以“衣冠冢”的形式为始祖筑建了空坟。四子仙逝后，其后人又依照祖训（遗嘱），按照西南 “向口”，依次埋葬在始祖（空坟）之前“领穴”。至今，该村的杨氏后人，仍以始祖四子（伯祖、仲祖、叔祖、季祖）分设“四支（长、二、三、四）”传承后继，分支“拔”出的坟茔也一直延继着西南的向口。
　　被俗称为 “老坟旮旯”的坟地，一直到建国初期，仍有四支后人轮流耕种，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作年节、清明等节，杨氏后人祭祖时，购置供品、纸香、鞭炮之用。有时，还要以此项收入的一部分，向村中 “老人会” （免费提供孝衣、宴客器具的组织名称）捐赠。土地 “入社”后，坟地归公。而一提起 “老坟旮旯”的地名，杨氏后人及本村其他姓氏的年长之人，都知晓其具体方位及含义。
　　该村杨氏始祖，为什么从相对繁华的天津郊区，迁居偏远的“乐邑 （陵）”？相传，是与永乐初年所颁布的 “政令”有关。
　　据史料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世时，所封 “燕王”的四子朱棣，领重兵镇守大都 （北京）。朱元璋临终时下诏，让皇太孙朱允文继皇帝位。朱棣对这一安排极其不满，便以 “诛奸臣，清君侧”为借口，起兵反抗自己的亲侄子。在位的皇帝得知，便诏集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兵将30万人，阻止燕王朱棣南下 （南京）。双方几十万大军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 “拉锯式”争夺战。而乐陵一带就处在这场争夺战中的 边 缘“战区” 。据 传 ，“燕 王 ”朱棣获胜（占领南京） 、迁都北京的过程中，忌恨主战场军民对他 的 抵抗，曾一度下令将北进沿途的 “刁民”赶尽杀绝。就这样，冀南、鲁北在 “拉锯战”中本来就已 “人烟稀少”的多个地域，加之这次 “赶净杀绝”的扫北，也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无人区”。
　　朱棣稳定政权后，开始注意到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如何解决大片 “无人区”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摆在他的面前。他意识到，必须得 “家给人足”、 “斯民小康”。于是，他又向北京城和中原各地颁发政令，鼓励民众“垦种荒闲田土”，实行 “迁民宽乡，督民耕作”。其中，有没有强迫性的对违令者 “格杀勿论”的圣旨，就不得而知了。
　　这，也许就是本村杨氏始祖，在这种只有 “天时”所迫、可能有小范围选择 “地利”权限的形势下，携妻带子迁居乐邑 （陵）、安家落户的因由。
　　纵观安子杨村的 《杨氏族谱》，旧时最大的官就是 “登仕郎”，最高的学历是 “太学生”。其中，一位失谱后重排的三世祖，出生在康熙元年，另一位五世祖则出生于康熙58年。据此推算，失谱系 （代）大约在8世左右。从祖辈中有几个世代，多配偶、多子嗣、有功名、有字号的情形推测，杨氏祖辈曾有过几度的辉煌。二支九世祖杨连珠，精通针灸，对医治杂症 “捉邪”有独到之处，曾被方圆几十里的民众尊称为 “神医杨五爷”。至于他 “以仁慈针法对待邪魔，感动的它们在深夜打着灯笼相送”的传说，用现代科学的态度分析，就只是口口相传、并不可能存在的 “演义”、 “戏说”了。系属 “叔祖”之后的一位12世，在解放前夕曾有过出 “大丧”的荣耀，据说是买了100多亩土地，历时40多天的出出进进，筑起了好几座体积与旧式土窑一样的 “大坟”。土地改革中，除本人被划为 “地主分子”外，还连累后来孙子辈失去了读中学的权利。直到 “文化大革命”拔坟时，出土的柏木棺还结结实实，村小学的桌凳都由其变得 “焕然一新”。
　　抗日战争中，安子杨村民众曾以 “二人抬”土炮，阻止过黄夹据点日伪军的夜袭。杨世贤、杨玉珊、李国玉三位烈士先后为国捐躯。 “抗日大娘”贺桂兰，以卖饶饼果子为掩护，为八路军通风报信，她动员逃难村民救助“肖华”上马的事情，尽管没有得到最终认可，但她携人帮助一位小个子八路军骑士 （肯定是高级别军官）上马，却是有多位村民见证的事实。解放后，政府让她作为全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终身享受政府优抚待遇就是最好的佐证。
　　解放战争中，安子杨村由数十人组成的担架队随军南下，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李新岳、李国明、张振怀等，先后在战争中负伤致残成为荣军。杨金华在“大拥参”中与杨金升等人光荣入伍，他在参加过解放战争后，又奔赴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李治山和平年代在国防建设中致残。
　　建国初期的安子杨村，还是一个枣 （绿）林环绕、水草清秀、鸽飞燕舞、鸡鸭成群的原始村落。初春，杨柳芽率先吐絮，桃花、杏花竞相开放；榆树枝上 “榆钱”串串，香椿树股 （枝）上钻出诱人的嫩芽；后来居上的洋槐树芽、蕊并 “冒”， “压轴”的金丝枣树吐出 “招蜂引蝶”的 “枣码”。仲夏，雷雨过后的彩虹下，门前、街面戏水顽童的欢笑里，添加着遇雨息止、雨过复起的蝉声。深秋，原始耕种的田园村落里，处处都弥漫着金丝小枣和瓜果、新粮散发出的香甜。隆冬，向阳避风临街的门厦 （墙跟）前，衣着简朴的老者吸着旱烟，谈论着天南海北的奇闻趣事，孩童们放学后则奔忙于游戏滑冰……村内五六处苇塘内，茂密的芦苇是狐狸、黄鼬、野兔、蛇类穿梭往来的圣地，塘内浅水、湿地内善良单纯的青蛙，以其单调多情的语言，传递着寻偶呼叫和应答声。村前南湾、东北角的东湾常年有水，湾沿大树下苇芽、茅草、马莲、索草、老牛舌、哈蟆脚、墩子草茂密丛长。鲶鱼、黑鱼、鲫鱼、鲢鱼、细鳞、厚 （鲎）子、草鱼、泥鳅，在可抵挡鱼钩 （网）的苇根掩护下，生息繁育衍生。
　　60年代初，洪水积淹和树木归公的随意砍伐，使村内的树木、水草逐年减少。为拼凑上河 “道板”，连两棵百年生 “姊妹型”老枣树，因其粗壮、顺直也未能幸免。随之而来的填湾（伐树）筑宅基，取土形成的 “悬崖”不仅阻断了原始通道，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貌村容。庆幸，变身 “道板”的树木，不知承载过多少 “清淤”工程中，本村 “河工”在泥水中超载驾独轮车的负重。一处处新房内，大都住进了一对对新郎、新娘。也可谓，是 “以生态换来了发展”。
　　改革开放前，村领导挖水库、修大渠、冲 （土）公路、规划 “大片地” （方田建设）、建筑 “大院子” （生产小队集中管理财产的处所）、创建苗圃 （林场）、争创先进民兵连、创办阶级教育展览馆的创举，都曾率先为邻近村庄树立过榜样。特别是种植药材的工作，在多次吸引地、县级分管领导莅临指导的同时，还连续多年获得植树造林和发展多种经营 “先进单位”之类的表彰奖励。在以出售树苗收入办电、建机磨坊、购大型拖拉机的同时，还以数以万计的成材树木，向村内外民众提供了盖屋修房的用材保障。
　　时下的安子杨村，已成为拥有杨、李、张、赵、解、孟六个姓氏（一管姓举家迁出）和睦相处、近1100人的大村。改革开放后，首发 “棉花财”的村民涌跃建房，村庄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之多。村领导在集体资金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多方筹资建起过高标准的小学，打通了贯穿村庄东西的柏油路，自费兴建了装机容量很大的扬水站 （房）。近年来，安子杨村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去 “闯天下”，揽工程、办企业、搞装修、蒸馒头、烙大饼、制糕点、开超市，一个个大、小老板脱颖而出。在城市 （区）购置楼房、花大钱购买骄车的比比皆是。
　　安子杨，是我自记事起，就已深深镌刻在我的心灵上的三个大字。我时常在想，当年的始祖对以“安”字为首确定村名，要么是由原籍族人的 “集体智慧”，要么是始祖本人天生聪明。因为，此名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单纯以 “安置（抚）”子孙而选取的村名。
　　是啊，历经战乱、掳杀的先人，是多么期盼“平安”，目睹流离失所的先人，是多么期盼在“安居”中衍生！做为安子杨村杨氏家族的后人，我从内心里感激我们的始祖，给他的后人留下这么一个以“安”为首、寓意深远的村名。同时，我也热切地希望与杨氏后人和睦相处其他姓氏的村人，与我们一道分享“安”之寓意所带来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