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读书生涯中，为我任课时间最长、使我受教益最多的就是于老师。
　　于老师是在闹大水时来我们村任教的。原来的老师因患腿病回了本村的学校，“群学无师”的我们，在去邻村借读奔波中盼来了于荣杰老师。
　　由于时任村支书父亲特别 “授权”的缘故，于老师对我的管教很严。同样是违犯课堂纪律，挨上惩罚的“出头鸟”往往首先是我。什么罚站、“端灯”（拧耳朵）、挨热烟袋锅烫等，我都交叉品尝过。看到老师竟对我这样的“高干子弟”严格纪律，其他学生自然而然地就服从管教了。后来我才体会到，于老师当时对我“全天候”式的严格要求，实际上是一种被授权后的父爱。
　　由于缺少教师和教室，在于老师任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至四年级、五六十个学生的所有课程全由他一人担任。早晨除安排四年级做作业外，其它年级全是上朗读课。我深知自己属于被重点管理的对象，朗读课一直是可着嗓子的朗读背诵，总觉得于老师就在自己的身后监视着。久而久之，无形中使自己养成了爱好朗读和背诵的习惯。曾记得，一年级课本的32篇短课文，我能用七八口气背下来。后来的课文像《北京的秋天》、 《再见了亲人》等，到现在我还能背得下来。
　　我不知道于老师是以什么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反正自从跟着他读书之后，我对学习就有了一种入迷的感觉。在四个年级大复式班的课堂上，我除了完成本年级的学习任务外，连高年级语文的解词造句的内容，我都能偷偷“旁听”到基本理解的程度。有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被“无可奈何”成语解词的提问难住了，我就歪着脖子给他“打电话”说：“是一点也没有办法的意思……”那位同学答完过关后，当我正处在洋洋得意时，却受到了于老师“端灯” （揪耳朵）的责罚，自讨了个真正意义上的 “无可奈何”。
　　回想起我对学习感兴趣、视学习为享受的经历，与于老师对我的“另类”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我父亲是村支书，大小队干部一般社员到我们家 “说事”的人很多。这些人只要见我在场，总是拣着最好听的话夸奖我。而让我感兴趣的则是 “听于老师说，这孩子是‘化学脑袋瓜’，连高年级的课他都能听懂……”。在五十年前，人们对“化学”的理解，就如同现在的 “高科技”、 “尖端”一样。得到老师在背后这样的赞赏，使我对读书学习更是充满了兴趣和信心。
　　于老师很善于因人施教，对不同性格的学生选用不同的启导方式，就连他接手时高年级中基础较差的学生，他都通过委任体育委员、劳动委员，定向倡导做好事再重点表扬鼓励等方式，充分调动他们的对书本知识的学习积极性。于老师来我们村任教之前，四年级升“完小”（完全小学的简称），考试成绩是全公社的倒数第一。他接任的第二年，考试成级就达到了中游以上的水平，高我们一年级的同学，考了个全公社的第二。到我们这个年级升学时，则拿了个全公社的第一。当时，我们班共有11个人，其中有4人考进了前10名，我个人在全公社考了个第二名。
　　只可惜，在我们升级考试的前20几天，于老师就调离到其它公社的学校。他是否在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考试的成绩，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下，肯定要延缓好多时日。也许，任教多年的于老师，对所教学生考出好成绩已经习以为常，只重视了教学的过程，并没多么看重最后的考试结果。
　　四十年过后，听卖成衣的三姐说，于老师的三儿子在购衣时得知她的籍贯时，提及健在的父亲退休后，时常说起我们村干部群众对他的帮助。于是，已“内退”相对清闲的我，骑车踏上了拜访恩师的路程……
　　年近80的于老师，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干净朴实的束装，体态、发形和面容，似乎还留有在讲台授课的风度。只是当年挥拳头打拍子，为我们领唱 “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时的英姿，已被岁月风蚀的老态取代。布满皱纹的笑面告诉我：当年威严的恩师，眼下已变得只有对晚辈学子的慈祥。
　　于老师抓着我的手让我落座、问及我的经历和现状之后，先是对我父母过世表达了哀婉之情。于老师对我说：“你爸爸心田特别好，那年去你们村时，我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除了挤挪一些救济粮、代食品指标接济我之外，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提议将上年学校师生种下、可收上百斤的麦子的一片‘小荒地’送给了我。使我们家时常断炊的老小七八口人，吃上了好些天的饱饭。他这样的恩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哇……” （上）□山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