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读书法能事半功倍，而大师的读书之法，更能给人以深刻启悟。
　　梁启超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说：“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 ”他进而解释说，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读书时，习惯将自己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书籍的书眉上。他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评价：“治史学，寅恪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
　　朱自清主张通读，强调读的功夫。他推崇清人姚鼐“放声疾读，久之自悟”和曾国藩“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大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的观点。读古文如此，读白话文也是如此；诗词需要吟诵，经典著作也需要反复熟读。对此，他说：“经典给人知识，教给人怎样做人，其中有许多语言的、历史的、修养的课题，有许多注解，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读上百遍，也未必能够处处贯通，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 ”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实际情况是，钱钟书不仅读，还做笔记，所以他读的书虽多，也不易遗忘。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那里的图书概不外借，书上也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学生们去读书，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边读边记。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约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觉得一本书读第二遍，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時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