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贱伤农，猪贵伤民”，而打破这一看似矛盾的市场规律，唯有从稳定价格入手。显然，传统的养猪模式无法胜任这个使命，于是人们将更多期望转移到新型的养猪模式上来。
　　11月3日，在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小申庄便民市场内，各类猪肉价格不见起色，五花肉每公斤继续保持26元，这个价位与历史高位每公斤30元，降了4元。
　　自进入10月份，猪肉价格颓势显现，特别进入10月下旬，猪肉价格更是“飞流直下”，截至目前，已历十余次的逐级下滑。
　　一直被戏称“绑架”CPI的猪肉，渐有“松绑”之势，为结束CPI“破6”的漫漫长夜带来一丝曙光。
　　过去半年来，猪肉价格高歌猛进，一路飙升至历史新高，亦成为带动CPI狂涨的主要推手。德州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6.6%，比全国6月CPI6.4%的涨幅高出了0.2%，创3年来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67.5%。
　　谈及前一段时间猪市的繁荣，临邑养殖户赵世星心情复杂。当时，生猪价格曾一度高达每公斤20元，每头生猪平均养殖利润高达500元，这让他赚了个钵满瓢盈。
　　这本来是件高兴事，赵世星的反应却异常冷淡。
　　作为生猪养殖的老专业户，他清楚这个高价过后，低潮会很快来临。
　　“猪周期”，这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次价格的波动。

“猪周期”的梦魇

　　通常来说，猪肉价格走高时，会吸引大量养猪户增加喂养，生猪供应量会剧增，逼退价格高潮；随着价格的回落，养殖户会选择大量淘汰母猪，造成生猪供应量减少，供不应求，肉价再次被挑起。期间惊心动魄的价格起伏过程大约3年左右，被学界称为“猪周期”。
　　上一次 “猪周期”于2006年下半年出现端倪，具有急性高致死性的猪蓝耳病爆发，养猪业遭受重创。颇具戏剧色彩的是，这一年一首网络红歌《猪之歌》正响遍大江南北。人们或许并没有想到，2007年经济涨声一片的旋律恰恰与猪相关。
　　2007年初，疫情对猪价的影响开始显现，猪价经历了历史性的高涨。整个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了50%，CPI上涨了4.8%。以猪肉价格占CPI权重为3%左右计算，当年猪价上涨对CPI的贡献率达到1.5%，其他所有商品的贡献不过3.3个百分点。至2008年2月，鲜猪肉批发价创下每公斤22.88元的历史最高。
　　2009年9月开始，形势却急转直下。生猪价格持续下跌达10个月，60%的养猪者亏损，一大批散养户退出市场，部分规模养殖场缩减存栏规模，以降低亏损，生猪市场供应量急剧减少。
　　接着自2011年春节，新一轮周期又起，猪肉价格再次持续上扬，形成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第4次大波动，使得今年猪肉价格同比涨幅更是达到70%。
　　“猪周期”的频繁发力，让养殖户心里始终紧绷着一根弦。
　　“处在‘猪周期’中的养殖户盲目跟风，猪贵了养、贱了弃，造成价格波动，加剧了收益的不确定性，今天赚得越多，没准以后赔得越惨。 ”这就是赵世星高兴不起来的真正原因。
　　“生猪养殖的规律是赚两年，赔一年，不赔不赚又一年。也就是说养3年，充其量赚一年。前一段时期，就是赚钱的好时候。 ”赵世星说。
　　然而，赵世星并不希望“赚了赔，赔了赚”反复折腾，他更喜欢价格始终保持在一个合理、持续的状态，哪怕一头猪仅仅赚100元，他也不希望出现一头猪高达四五百元的巨大起伏。

“恐慌性”抛售？

　　如何给“发烫”的猪肉降温？一度成为抑制物价上扬的关注焦点。如今，领跑CPI狂奔的“猪你贵”，终于风光不再。
　　而在生猪市场，“看涨不看跌”的市场魔咒似乎再次“显灵”，有媒体报道称，山东省部分地区出栏生猪已经出现了所谓“恐慌性抛售”，有的小养殖户甚至让未长成的生猪提前出栏。
　　记者随即联系了临邑县畜牧兽医局，进行采访。在这个全市赫赫有名的养猪大县，并未出现抛售。
　　“就目前来看，生猪价格并未大幅度下滑，养殖户还没有失去信心。 ”临邑县畜牧兽医局的工作人员说。
　　但是临邑县兴隆镇原种猪场的董事长李玉萍几天前倒是一次性卖出了近500余头肥猪，但她卖猪主要原因却并不是“恐慌”。
　　（上接一版）虽然在价格没有出现大跌的时候，李玉萍出手了500头肥猪，但她仍然有着不小的遗憾。本来，这一批猪在1个月前卖出是最合适的——猪已经长成，价格也处于每公斤19元的高位。但是，因为家中有事，她不得不把卖猪的议程拖延了1个月。在1个月的时间内，她每天都眼看着生猪价格一点点下滑。等到她快出手的时候，已经降到了每公斤16元左右，但是她已经没有了多少选择的空间了。两大因素，迫使她不得不做出卖猪的决定。其一，季节转换，生猪呼吸道疾病可能多发，而将生猪出栏则有利于规避风险；其二，新一批猪群需要“上栏”，必须腾置出更多的猪栏。最后，她以每公斤16.4元的价格卖掉了500头猪，即使每头少赚了320元。
　　然而，媒体报道市场出现“抛售”，可能也非子虚乌有。长期以来，我国生猪养殖的生产单位非常多，而且结构复杂，每逢周期性价格震荡，处于产业链末端的散养户往往 “走为上策”，将手头的生猪迅速脱手。
　　“千家万户的分散饲养占养猪业的半壁江山。”德州市畜牧兽医局生产科副科长王艳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同时，他也指出，这也是造成市场波动不断的主要原因。
　　“当市场形势看好，养猪效益较高时，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因而养猪规模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够快速膨胀；而当形势严峻、效益下滑时，养猪散户又会一哄而散，空栏罢养，造成生猪饲养量急剧下降。正因如此，生猪市场供求时而不足，时而有余，养猪效益也是时高时低，有时还会赔本。 ”王艳秋分析道。

散户退场大户进门

　　散户的大量存在，给生猪市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因此，各级政府转而加大对规模化养猪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德州市每年拿出600万元资金扶持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比例目前已经提高到76%，出栏50头以下的散户仅有24%；出栏5000头以上的猪场达到130多处，其中万头以上有45处。养猪大县临邑推广“退出村庄、退出庭院、退出散养、进入小区”的“三退一进”养殖模式，重点实施了“百户千头”工程，推动规模养殖发展。为此县财政还列支300万元，对出栏1000头以上的养殖场奖励5万元。
　　而散户在遭受“猪周期”的几番折腾之后，也渐渐选择退出养猪行业。目前，“无论是市场的力量，还是政府的力量，都在推动着规模化养猪对传统散养的全面替代。 ”
　　据王艳秋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约有七八成的散养猪户已经慢慢退出养猪行业，规模饲养已经成为养猪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据王艳秋分析，这是一个多重需求叠加的结果。一方面，市场竞争加剧和人们对畜产品质量要求提高，千家万户的分散饲养已经难以适应；另一方面规模化养殖既可增加经济效益，增强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还为实施标准化生产和提高生猪质量奠定了基础。
　　“也只有生猪养殖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实现服务指导、科技应用、疫病防控、产品销售、质量控制等的系列化、专业化、标准化。 ”王艳秋说。
　　而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今年以来有相当的养殖散户陷入困境，部分养猪户出现亏损，但一些大型养猪基地却依托规模优势，实现了“市场虽滑坡，效益仍可观”。从对这些养殖大户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大型养猪基地具备的赢利优势，绝非散养户所能企及。比如，他们对仔猪实行自繁自育，这样，每头仔猪购买成本下降50元以上；购进的饲料原料量大、享受了不少价格优惠，每头猪可减少饲养成本50元左右；而销售的生猪却以质量好、数量多、价格高占尽“利好”，比散户的“土杂猪”每公斤高出0.5元以上，一头猪的销售差价就是50元。几项叠加，规模化养殖场与普通养殖户相比，饲养一头育肥猪的效益多出150元，扣除规模化养殖场的人工、基建等成本，效益差也在100元左右。

殊途而同归

　　在市场摸打滚爬12年的许维亮，已经建起了存栏量达2700余头的养猪场。 12年前，他也曾“混迹”散户行列。然而，随着对养猪行业的深入了解，他渐渐看到了规模化养殖的好处。因此，他极力推动自己的养殖场做大。
　　但是，靠自己打拼江山，并不是件容易事，没有长期的积淀，很难短期崛起。
　　与赵世星相比，临邑县孟寺镇周家村养殖户周振青就少了几分谨慎，多了几分轻松。最近，她一次进了300头仔猪。 “我养猪很省心，仔猪、饲料、疫病防治、成品猪回收都由公司统一供应管理，我只管养就行。 ”周振青说，“市场行情好，我就多赚些。即使市场低迷，公司实行保护价回收，每头也能赚100来块。”原来周振青是六和集团的“合同猪”养殖户，背靠六和这棵“大树”，她的年出栏量也达到了2700多头。
　　这种模式是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组建包括饲料加工、种畜禽生产、产品加工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产业链。农户可以为企业打工，或者在企业统一管理、指导下，从事商品猪的养殖，如此，风险大为降低。
　　自2004年入行的李玉萍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模式——组建合作社，通过合作组织将家庭经营的小规模养猪组织起来，实行多项统一服务，与市场或加工企业建立产销联系，实现“小舢板组成大舰队”的效果。
　　“合作社是生产企业的一部分，养殖户又是合作社的股东，三者利益相同，因此，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就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市场波动的时候，能够相互依存，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王艳秋说。
□本报记者 任立松 本报通讯员 任清松 孟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