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父亲的烟龄有多长，只知道，由于长期抽烟，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焦黄；遇咳嗽时，常吐出浓痰。我们在家时，常劝他戒烟，可母亲摇着头，有些无奈地说：“我看算了。你爸一生没啥嗜好，抽吧，总有他想抽而没有办法抽的那天。 ”
　　记起小时候，身为水利局长的父亲，遇到大汛，日夜坚守在防洪第一线。轮到派人回来取东西，父亲可以节省一些日用品，更不需要什么补品，只嘱咐母亲，一定要把香烟包好。
　　那时香烟还没有过滤嘴，包装盒内衬的是防潮纸。母亲虽知道抽多了烟对他身体不好，但还是把“子弹”准备得足足的。暴雨肆虐地下，大坝上人山人海，用树桩、草袋、砖石堵住溃口。父亲像个战场的总指挥，哪里有险情就出现在哪里。在与洪水会战的日子，堤内水涨，他的烟瘾也跟着上升。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抽掉了4包烟。
　　文革中，父亲身陷囹圄。停发工资后，囿于经济上的窘境，父亲曾一度戒了烟。后来，在五七干校遭受那些非人的折磨，没完没了的批斗，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极度苦闷和空虚中，父亲学着用干燥的蓖麻叶卷起了大烟筒。抽起来，呛得不行。即使遭遇了这些不公正的待遇，父亲从未失去生活的自信。他相信总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父亲坐着那辆县里给他配的吉普车，跑遍了革命老区的山山水水，修小水电，建渡槽，造福于一方百姓。下基层，父亲总是装上一两条“自备烟”。开会时，父亲总是习惯地拿出自己的烟“漫撒一遍”。有时“弹尽粮竭”时，对下属递过来的烟，他也是“来者不拒”。会散后，群众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干工作上下一心，群策群力。
　　父亲为官时，可以说没赶上请客送礼的“好年代”。退休后，他对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很看不惯，尤其是职工求领导办事，提烟带酒颇有微词。他笑称，平常抽的都是从街上买的“廉政烟”。逢年过节我们孝敬的高档烟，他非要在街上找人换成低档的。他常说，领导给群众解决困难是尽一份职责。 “自食其力”，无贪念，这样的干部群众才能从心里服气，自己也活得心安理得，不留骂名。
　　烟伴随了父亲清廉的一生。与父亲，烟很难说有多大的好处和坏处，它缓解了父亲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当然也损害了他的健康。父亲在这方面显得很“倔强”，说他为子女树了一个“坏榜样”。这或许是父亲人生中最大的缺憾。□刘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