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爱军（左）在塔宝拉公立医院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于爱军（右）与当地居民在一起。

　　于爱军，德州市人民医院一名普通的妇产科医生，2001年，作为援坦桑尼亚医疗队的一员踏上了广袤的非洲大地。在那里，她用自己精湛的医术，为当地妇女减轻病痛，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尊重——
　　10年前，于爱军作为我省第17批援坦桑尼亚医疗队的一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援坦生活。 10年后的今天，我市派出的新一批援坦医疗队员已经踏上了征程。
　　看着在坦桑尼亚的工作和生活的留影，于爱军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令她一生难忘的经历……

女儿3岁，她毅然决定援非

　　山东省的援外医疗队是由各市轮流组织的，德州市每10年轮一次。 2001年，又轮到了德州来组建医疗队。
　　2000年，选拔工作在紧张地开展。在选择医术精湛的人员的同时，家庭因素成为许多医生的制约条件。很多医生由于孩子小、老人身体不好等家庭原因，无法参加赴坦援助工作。
　　于爱军自告奋勇地报了名，此时，于爱军的女儿3岁。她简单地认为女儿上幼儿园，自己不在身边不会对女儿造成太大影响。老人方面，父母和婆婆去世较早，只有公公一人，负担相对较轻，可由丈夫照顾。她觉得自己比其他同事更适合一些。
　　一开始丈夫并不支持她的想法。毕竟她要去的是遥远的非洲，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路途遥远。去这么一个地方，丈夫怎能不担忧！家里孩子、老人也需要她的照顾。此外，她原本打算读研，这一出国，读研的计划就泡汤了。
　　可于爱军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有热情，有激情，援坦不失为一次增加阅历、增长见识的机会。同时这也是一项很光荣的政治任务，很多人想去都去不了。当于爱军得知，我省开始对坦桑尼亚实施援助的时间是1968年时，更加坚定了她的决心。 1967年11月，坦桑尼亚卫生代表团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国派遣医疗队赴坦桑尼亚工作的协议。 1968年，我省第一支援助坦桑尼亚的医疗队踏上了非洲大地，启动了对外援助工作。1968，于爱军莫名地把自己和援坦队伍联系起来。原来，于爱军是1968年出生的。她认为自己和这支队伍冥冥中有一种缘分，这样的机会10年才有一次，这次如果不去，会留下终生的遗憾。
　　丈夫看她这么坚决，便告诉她不要担心家里，放心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公公也很支持她，尽管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于爱军对家人充满了感激。
　　经过了10个月的英语培训，2001年4月，于爱军终于登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的航班。

艰苦条件下的援助

　　经过了26小时的飞行，于爱军和医疗队的其他队员终于到达了距祖国1.5万公里之遥的广袤的非洲大地。尽管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下飞机的那一刻，于爱军不禁吸了一口凉气：放眼望去，满眼都是荒草；当时正值雨季，闷热潮湿的空气让人呼吸困难。这一刻，于爱军真有点后悔自己的决定。
　　于爱军与其他5位队员分到了塔宝拉省立医院。塔宝拉省是坦桑尼亚西北部的大省，较之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更落后，医疗条件也更差。尽管她所在的省立医院是塔宝拉最大、最好的公立医院，条件仍然很落后。全院只有300多张床位，十几位医生。医院缺医少药，医疗器械、手术室、化验条件等都很差。有时候做手术做到一半，纱布不够了，要到附近商店买来之后才能继续。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于爱军很难相信这里的医疗条件如此的落后。
　　由于当地只有医生护士等少数人会英语，同病人交流成为于爱军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于是，她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去当地一所中学学习当地的语言——斯瓦西里语。经过3个月的学习，于爱军基本掌握了日常生活及工作中常用的会话词语，为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名妇产科大夫，于爱军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每周一三五坐门诊，二四六接手术。由于当地的卫生条件差，妇女的盆腔炎症多，盆腔粘连严重，在国内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手术，在那里需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完成。由于手术室内温度很高，穿着橡胶围裙、雨靴做手术的于爱军，每做完一台手术全身都被汗水湿透。即便如此，于爱军两年间完成手术500多例，接诊门诊病人上万人次。
　　白天要高强度的工作，晚上如果有急症病人，于爱军还要要出急诊。有一次，晚上12点多，于爱军睡得正香。听见宿舍外面汽车的鸣笛声，于爱军很机警地爬了起来。原来，有一位患者宫外孕大出血，需要急救，于爱军马上就上了车。他们住的地方离医院大约有4公里，汽车在黑暗中疾驰。猫头鹰落在汽车顶上，发出凄凉的尖叫声，让人不禁毛骨悚然。到了医院，于爱军抓紧时间先给病人诊断，做B超，输血，麻醉，手术……由于医院医生很少，所有程序都要自己来完成。当手术做完时，天色已泛白。稍微休息一下，于爱军接着开始了白天的工作。两年间，于爱军已记不清有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
　　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大，在于爱军看来并不算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医生们还受当地疟疾、艾滋病等疾病的威胁。很多队员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时常感染疟疾。艾滋病更像死神一般，时刻笼罩着大家。于爱军亲眼看到当地的黑人医生马考特由于感染艾滋病去世。平时看上去强壮的马考特，突然就倒下了，这让于爱军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使得她在平时的手术中更加注意保护自己。记得一次做手术，尽管进行了全副“武装”，但是由于血压的原因，血溅了起来，正好有一滴血溅到了她的眼睛里。作为一名医生，于爱军知道，眼睛能够很快地溶解血液。于爱军吓坏了，但是她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做完手术后，于爱军对病人的血液进行了化验，结果呈阴性，于爱军松了一口气。

6个人组成的家庭

　　在距医院4公里外，荒草环绕中的一排小平房就是于爱军和队友们的宿舍。在杂草中，蚊子泛滥，更时常有蛇出没。这里便是他们6个人的家。
　　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是于爱军宿舍里所有的家具。对于住宿条件，于爱军感到很满足，比她在国内想象的状况要好得多。宿舍虽然简陋，但还算干净、整洁，他们还有共同的厨房、客厅，可以自己做饭，闲暇时还能看电视。只有在做饭时，他们仿佛找到了家乡的感觉。他们买来面粉自己蒸馒头、蒸包子、擀面条，偶尔吃一下当地人的主食——木薯。蔬菜种类很少，但是有黄瓜、西红柿，跟在家里没有什么区别。他们6个人轮流做饭，每人做一天，生活简单而快乐。
　　平时，除了队友，他们见到的都是当地的黑人。如果看见黄皮肤的亚洲人，于爱军都会很激动地上去交谈一番。有一段时间，水电十三局在塔宝拉承包了一个水利工程。于爱军喜出望外，一有时间就和队友跑到十三局驻地去跟他们会面，像见了亲人一样高兴。于爱军与当地的医生、护士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请她去家里做客，有结婚的、过生日的，都会叫她一起去庆贺。 2001年8月份，香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做一部名为 《爱在他乡》的专题片，住进了他们的宿舍，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几个年轻的记者和他们同吃同住，跟着他们上班，闲暇时陪着他们聊天、散步，时不时就拿摄像机对着他们偷拍，让他们感到很新奇，也排解了他们的思乡之情。
　　开始的半年，于爱军特别想家。上班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她没有时间多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思乡之情、对家人的牵挂却时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6个人在一起，看着中央4台，用家乡话诉说着内心的牵挂与忧伤。对于于爱军来说，每周五是最令她激动的一天。因为每到这一天，丈夫会准时地打电话过来。所以轮流做饭她也选择了周五，那样可以早早地在电话旁等候着。那时没有手机，大家只能通过一部座机与家人通电话。每次电话打来，她都舍不得挂掉，每当听到电话那头女儿叫妈妈的声音，于爱军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两年间，丈夫买的电话卡有厚厚的一摞，花去了2000多块钱。电话里说不完的，于爱军就写信，她和丈夫每个月通一封信，她的每一封信都厚厚的。她在信上给女儿讲故事、画画，写着写着，眼泪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由于于爱军是妇产科大夫，经常有出急诊的情况。每次她晚上出急诊，都会有位男队友陪着她出诊，直到手术结束。对此，于爱军充满了感动。身在异国他乡，于爱军体会到互帮互助的重要性。他们中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其他人都会去照顾。一次，一位队员不小心从吉普车上掉了下来，摔成了腰部骨折。这急坏了他们大家。大家都抽出时间来照顾他，帮他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扶他上厕所……大家像一家人一样，相互关心，相互扶持。

希望再去援非

　　2003年8月份，随着回国的日子的临近，于爱军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两年来，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家，连做梦都想抱一抱女儿。但是，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让她对坦桑尼亚这个国度充满了留恋。当地人民的质朴、热情，让她难以割舍。当地许多妇女的身体状况，让她充满了同情与担忧。
　　由于当地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很低，许多妇女都病得很严重了才拖着虚弱的身体来看医生，并且身无分文。于爱军对妇女们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只能把从国内带来的药品无偿地送给她们。很多病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把随身戴的手镯、项链等物品送给她表示感谢。有些患者还送来木瓜等当地特产送给她。当地人对中国医生充满了信任和感激之情。
　　两年来，于爱军与当地的医生、护士，还有很多患者都成了好朋友。医疗队要去首都达雷斯萨拉姆统一乘飞机回国，很多医生、护士自己掏钱，坐车到千里之外的首都为他们送行。
　　在塔宝拉工作的两年间，于爱军和队友受到了坦桑尼亚总理的亲切接见。工作结束后，塔宝拉省卫生厅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坦桑尼亚国家卫生部长亲自为他们颁发了国家级荣誉证书。
　　回国之后，于爱军仍然时时关注坦桑尼亚的动态，并与一些朋友保持着书信联系。她跟一位叫木布洛的护士时常通信，但是，由于坦桑尼亚医生、护士的工作调动较大，他们慢慢地失去了联系。如今，距离于爱军援坦桑尼亚已有10年的时间，于爱军对那段经历充满了怀念。
　　由于她的出国，给女儿的情感上造成的缺失无法弥补，以至于她回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女儿都对她很冷漠。作为一位母亲，于爱军对女儿充满了愧疚。但是，于爱军仍然很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援坦，她一生无悔。“现在女儿上初中了，等她上了大学，我希望能有机会再去援助坦桑尼亚。 ”于爱军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本报记者 刘平 本报通讯员 常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