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度是我国著名的女篆刻家，系今德城区天衢街道办事处北厂村人，自父辈起移居北京。她不仅因是齐白石的得意门生而闻名，而且常被后人冠之以“为鲁迅刻印的刘小姐”的称呼，似乎刘淑度是因给鲁迅刻过印而出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鲁迅博物馆在整理鲁迅遗物时，发现两方印章没有注明出处，也没有边款可究，最后费了很大周折，才证实出自篆刻家刘淑度之手。为什么当年刘淑度没有在这两方印章上刻边款呢？这还要从当时的情景说起。
　　1930年，刘淑度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女师大附中、河北遵化五中教书，后因其父亲病故奔丧在家赋闲。此时，刘淑度的同学、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邀请她帮助郑振铎编写《中国文学史》、《绘画史》等。后来，即1933年初，郑振铎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为提高这部书的收藏价值，鲁迅和郑振铎各作一序，且亲笔签名、加盖名章，由此引出了刻章的事情来。鲁迅1933年11月11日致信郑振铎：“名印托刘小姐刻，就够好了。居上海久，眼睛也渐市侩化，不辨好坏起来，这里的印人，竟用楷书改成篆体，还说什么汉派浙派，我也就随便刻来应用的。至于印在书上的一方，那是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较的好。”此“刘小姐”即刘淑度。为什么鲁迅说“托刘小姐刻就够好了”呢？想必郑振铎向鲁迅介绍过刘淑度是齐白石高徒，已有较大名气，且当时刘淑度又为《北平笺谱》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工作，也算是自己人吧。刘淑度接到为鲁迅刻印的任务后不敢怠慢，因为鲁迅曾在女师大任教，刘淑度也经常前去听课，也算是师徒关系；二来鲁迅在当时是文化名人、大作家，为他刻章是件荣耀的事。刘淑度精心挑选了两方寿山石，经反复琢磨，刻成了白文“鲁迅”、朱文“旅隼”两方印。刘淑度唯恐鲁迅不满意，刻好后特意征求齐白石和贺孔才的意见。齐白石对“鲁迅”这方印比较满意，对“旅隼”中的“旅”字不太满意，说结构安排不好。贺孔才则批到：“迅字佳，鲁字未甚安稳。隼字佳，旅字宜按金文中常有的转法书写”。正当刘淑度准备重刻 “旅隼”的时候，郑振铎来取，而且是赶着去上海，所以这两方印还没来得及刻边款就被郑振铎带走了。
　　到底是刘淑度无意刻边款，还是想刻而没来得及呢？从时间上分析，当时郑振铎在北京，主要搜集笺纸、联系印刷事宜；鲁迅在上海，负责审阅选定笺纸。鲁迅托郑振铎请刘淑度刻名印是在1933年11月左右，大约是年底刻就，此时《北平笺谱》即将印毕。这印章的用处是印在《北平笺谱》上，而《北平笺谱》又在北京印刷，理应在北京加盖“鲁迅”名印。事实上，郑振铎应是在1933年底取走印章，直到1934年9月2日才将印章带到上海交给鲁迅。1934年8月14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提到此事：“先生此次南来，希将前回给我代刻的印章携来为祷”。半月后，郑振铎到上海，9月2日《鲁迅日记》记：“下午保宗（茅盾）及西谛（郑振铎）来，并赠《清人杂剧》二集一部十二本，名印二方。”这就是刘淑度刻的白文“鲁迅”和朱文“旅隼”印。从名印刻好到送到鲁迅手上这8个月里，刘淑度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将边款补上，因她正协助郑振铎工作，肯定是经常见面，且印章正在北京。再者，也足够有时间重刻“旅隼”印，况且这方印自刻成到送到鲁迅手里，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用，鲁迅也没有见到，应该有重刻的理由和时间。由此笔者推断：刘淑度当时是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的，主要是怕鲁迅不满意，因为鲁迅不仅是名重一时的大文豪，在金石篆刻方面也很有造诣，不留边款也就作罢。再者，既然名印已被郑振铎取走，也就算完成了任务，尽管齐白石和她都不满意，也只能留下些许遗憾了。但从后来鲁迅先生经常使用这两方印，足以证明鲁迅是比较喜欢的，这也让刘淑度感到欣慰了。　　□蔺心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