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的问题，国务院2007年立法计划已将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列为需要抓紧研究、待时机成熟时提出的立法项目。这个规定拟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管理责任，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以立法来规范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很有必要。但必须看到，立法固然重要，但立法只能治标，起到 “堵”的作用。从长远看，立法禁止选择性别堕胎，首先必须搞清民众为什么要选择性别堕胎。
　　在笔者看来，这不只是简单的重男轻女的观念问题，更是如何保证民生质量、解除民众后顾之忧的大问题。在农村，如果不建立覆盖全民的保障制度，尤其是尽快解决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 “老有所养”问题，即使立法了，根治 “选择性别堕胎”，面临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
　　选择性别生育，不只发生在以 “养儿防老”的农村。近年来，很多明星、大款、企业老板等名人富人和个别官员，无视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且选择生育性别，严重破坏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如果对这些人的选择性别堕胎不进行有效遏制，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执法就缺乏说服力。而名人富人和个别官员的超生问题，根本上是执法 “不一碗水端平”、惩戒措施乏力造成的。
　　由是观之，根治 “选择性别堕胎”，不只要着眼于解决生育观念问题，还必须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着眼于解决社会不公问题。这就是，对农村，必须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名人富人和个别官员的选择性堕胎，则必须进行更周详的制度设计，以有力的惩戒手段防止类似问题的出现。
□董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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