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就读于德州一中。我的母校是颇有名气的学校，尽管社会上“读书无用论”余毒未消，德州13个县（市）的学生还是以能进一中为荣。
　　长久以来，人们衡量一所学校的“段位”高低，最重要的标准是升学率。德州一中的升学率则长期傲视群雄，有人说，进了一中门，一只脚就踏进了大学的门。当年德州一中的素质教育也非常成功。我们的学工、学农、学军，我们的体育比赛、芭蕾演出、美术组、校工厂，远比今天的中学丰富得多。就靠薄薄的教科书，没有教辅、没有模考，我的高中同学一半以上考上了各类高校，就算没有再读大学，也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了走在前列的人。
　　德州一中何以臻此？最重要的是，学校拥有一批特立独拔、极其优秀的教师。他们有情怀、有水平，本身的教学科目自不必说了，对教育的执着使他们有着某种道义的担当，他们甘愿化身为学生的“灯塔守”。“灯塔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的灯塔守。
　　2013年教师节，是我的高中老师李济生、傅国杰老师从教50周年。我因母亲去世未能参加同学们举办的纪念会，便托同学给两位老师带去了100支康乃馨，带去了我的感恩之心。
　　傅老师的相貌长得不一般。他是满族人，个子高且不说，脸上棱角分明，十分严肃、清高，还有些许不通融。所以，很多同学都有些怕他。其实，我这样的老学生最知道，傅老师只是不媚俗、不逾矩、知白守黑。他瘦而不弱，穿着干净、素朴，那模样既不洋派，也非老派。文气，但不张扬。
　　我读书的时候正是无书可读的时代。那时的一中大门南向，有琉璃瓦的门房。登上9级青石台阶，跨过高高的门槛，才能进入校园。校门口的路是土路，宽约5米，路南是操场，操场的西南角便是教师宿舍。傅老师就住在这简单的平房里。他的房子虽小，但整洁、温馨。师母杨秀岐温和优雅，她的一张梳短发、穿方格衣服的黑白照片，堪比当红女星谢芳的剧照。傅老师的小家最吸引我们的是他的藏书。那时候没书橱，他的书都装在一个个纸箱里。托尔斯泰和鲁迅就在里面蛰伏着，让我这个崇拜他们、屡屡在他们作品博大的爱心里颤抖流泪的青年好生羡慕。
　　大约在我混沌初开的时候，便隐约有这样一种感受。白天里，人们为了生存辛苦劳作；太阳落山之后，谁家的油灯下有一本书读，那可是温暖、亮堂、颇有意味的日子。那时，我的书包里就常有傅老师家的书刊。当然，是看完一本换一本。
　　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文化课本都是薄薄几十页的试行本，图书馆没有开禁，参考书找不到。看着我们饥渴的眼神，傅老师备课时便准备大量的资料，填充我们干瘪的头脑。他板书密集、提问连珠，补充的知识是课本的几倍。他扎实的功底和带着情感的授课，使我们的学习兴趣激发如井喷。他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吟诵的神态活脱脱一个忧民的杜甫。杨绛先生说，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老师的潜移默化、榜样的作用，无疑是我一生的指引。
　　许多长翅膀的昆虫是趋光的，在夜里，哪里有光亮，它们就飞向哪里。我也像趋光的昆虫，老师就是我心中的光亮。凭借这光亮，照耀我在40余年中，不管顺境逆境，始终保持一股向上之气。能吃苦是我最可依恃的品质。无论是当知青时的无望，还是野外测绘时的无助，无论是带着孩子坚持8年业余读学位的艰辛，还是慈善募捐的艰难，我都是以一颗欢乐的心去面对，以忘我的热情去拥抱生活。著名教育家任继愈先生说：教育的根本在中学。中学遇良师乃人生之幸事。我是理想主义者，这与傅老师这位灵魂工程师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刘亚洲将军说：“信仰是一种高悬在天空而且能真正走进内心的东西。 ”1971年，我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傅老师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唯成分论的年代，我的家庭出身让我感到入团是一种奢望。傅老师亲自外调、反复争取，给了我极大鼓舞。这是今天许多年轻人难以理解的。但在当时，无疑是我的新生。一个16岁的孩子，虽然还弄不懂“共产主义的幽灵”是怎么一回事，但“向上”的信仰由此走进我的心里。在人生的要紧处，在我白纸一张的精神园地里，傅老师用他的向上之气播下了“爱”“奉献”的种子。
　　一个时期以来，老师学生、家庭学校都在抱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让所有人为教育焦虑。市民为学区房节衣缩食，农民工为择校费黑白加班，有权者千方百计运作孩子保送，有钱人真金白银送孩子出国留学。“起跑线”究竟是什么？人们看重的是有形的竞争，漠视了老师“向上”的无形教育。“向上”是一场没有退路、永久的精神攀援，更是一种品格，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接受了最好的定制，也要把这定制传递下去。
　　灯塔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
　　傅老师用一生为我们点燃、看守了一座“爱”的灯塔。
　　傅老师是我们永远的灯塔守。
（作者系省残联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