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岁的时候，我以为时间在天上，因为奶奶的一天是从瞭望启明星开始的，我们全家人的一天则是从奶奶的咳嗽声中起步的。
　　奶奶常说，站在院子里，启明星上了三爷家的房梁，天就快亮了，人也就该拾掇工具上地里干活了。
　　七岁那年，我跟奶奶离开了家，到一个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走一家老得不能再老的亲戚。一老一小，沿着河道蜗牛一样缓慢移动。我看不见熟悉的槐树、枣树、石榴树，不知道早晨、中午、傍晚在哪里。好在我们还有回家的那一天。当我再见到熟悉的家、房梁、启明星，胸口热乎乎的，像是刚刚喝了碗红糖水。奶奶和我们一家人又开始跟着星星、月亮、太阳的脚步，过我们麦粒一样自然的日子。
　　九岁那年，奶奶与我们分开了。我放下草筐和羊缰绳，走进了心仪的学校。坐在教室里，老师的话、书上的字、课堂上的每一个细节无不强烈吸引着我，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我求知的步伐。在我们家，母亲鸡叫即起，我紧随其后。有了全村雄鸡明亮的歌喉，一个人走漆黑的路，我也不会害怕，因为它们是我看不见的火把。在村庄与村庄之间空荡的距离中，在房屋与房屋之间漆黑的空隙处，雄鸡高亢嘹亮的歌声鼓荡着暖流。
　　记得有一次，我“按时”到校，敲门，敲门，再敲门，门终于打开后，赵老师却劈头就问：“你咋半夜就到校？ ”之后，赵老师一再嘱咐我转达他的话，让父亲哪怕不吃饭也要买个小闹钟。然而父亲终是没有买，我还是跟着鸡叫走。
　　第一次看见闹钟是在赵老师的办公室。那是一个手掌大小的马蹄钟，纯白的表面，天蓝的轮廓，细脚伶仃的指针优雅地转着圈。赵老师考察我们背诵的时候，看一眼小闹钟，点一下头。我背完后，赵老师再看一眼闹钟，再看一眼我，摆手示意可以走了。可我却迟疑着不肯转身，因为我发现小闹钟里还有一只小鸡，它一秒啄一下、一秒啄一下，比我们家的打鸣鸡可爱多了。此后，我对跟着启明星、跟着鸡叫声开启一天的生活方式有些厌烦了。我也渴望拥有一个闹钟，哪怕一个小的、旧的也行，我甚至梦见“叮铃铃”的声音在耳畔回响。
　　然而，直到初中毕业，小闹钟也一直只存在我的梦里。
　　中考后，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成了端“铁饭碗”的准“公家人”，这让全村老老少少着实惊讶了许久。队长大叔恍然大悟地总结：老天有眼，东边不亮西边亮啊！昔日因破败而冷清、因冷清而更显破败的小院，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街坊邻居鱼贯而入，被单、围巾、鞋垫、笑脸等也跟着进了门。可说实话，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小闹钟能像通知书那样，从天而降。
　　可是，天上只下雨，不下闹钟。
　　就在我盼到不愿再盼的时候，姑姑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那天，我正帮姑姑烧火做饭，姑父一脸喜气地进门，递给姑姑一块手表。姑姑赶紧停下手里的活儿，双手接住，小心翼翼地打开塑料盒，把表戴到自己的手腕上。她举起手腕，一边端详手表，一边偷偷看我。我见了，将头更深地埋到火光中去。“来，给你的！ ”姑姑哈哈一笑，将我从灶火前拉起来。而且，不容分说地将表套在了我的手腕上。那一刻，木讷的我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可我心里的感激早已漫灌成河。中午吃饭的时候，姑姑非常开心，我却沉默无语。要知道，在1987年，一块32元的蝴蝶牌手表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着实不是一笔小开支。而且勤苦了半辈子的姑姑都不曾戴过一块表。这块来自亲情的表，戴在我手上，着实沉甸甸的。
　　读师范的三年里，不管寒暑，我每天坚持早上5：30起床，晚上11：30睡觉。没有人知道，我的刻苦来源于一块手表给予的动力，更没有人懂得我迷恋第一名的成绩，其实是为了回报我承受不起的亲情。姑姑哪里又想到，一块蝴蝶牌手表竟将我的人生拨快了许多。三年后，我有幸被保送到一所师范专科院校，成为所谓的天之骄子。
　　我上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哥哥考上了大学。在我上大学的日子里，哥哥毕业，妹妹、表妹、表弟也开始上高中、初中、小学，他们成绩都不错。姑姑常对人讲，是我将一个家族带出了荒坡。邻居们也说，多亏我让半个村子转了向。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我的功劳。往大处讲，是我们遇上了好时代；往小处讲，我跟兄弟姐妹们一样，也是小闹钟的“嘀嗒”声和蝴蝶手表的受益者。
　　如今，我家床头有闹钟，客厅有挂钟，厨房还放了一个散香味的苹果钟，而且家里人人有手表，出门坐车、逛商场、逛公园，看时间很方便，可以说，时间就像幸福一样，随处可见。女儿开玩笑说，一年也不看一眼的钟表，放那儿就是个摆设。其实也对，现在智能手机随身带，几点几分几秒，想多精准就多精准。
　　可在我心里，时间是一条大河，我们的过往就是河面上的波纹。不管河水流到多远的地方，属于我们的时间，依然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流淌着。
□刘高艳